银行业要萧规曹随

　　近日，新任银监督会主席尚福林在《财经》杂志撰文指出，银行业下一阶段将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进一步强化风险管控，进一步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水平。为此，他指出通过改革，银行业曾经改变了单纯的“存款考核”，强化综合效益管理，但近年来又开始追求单纯的规模扩张；曾经精简了机构，缩短管理链条，但近年来又开始增机构、抢地盘。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如果说八年前的改革是体制改革，那么下一阶段的改革重点就是机制改革。

　　尚主席特别强调，近几年，中国银行业虽然发展较快，但粗放式经营、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创新的情况仍然客观存在。然而，他开出的药方却是，以完善法人行为的三个稳健（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计划）来稳中求进，以完善委托代理行为的三个机制（约束，激励和运营机制）来推进机制改革，以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为核心来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并根据“三高三低”的原则进行差异化风险监管。

　　不难看出，尚主席显然已经认为中国银行业的体制改革之路已经走完，接下来只要萧规曹随，加强“精细化”管理就足够了。

　　的确，自银监会2003年创立以来，中国银行业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进步。2003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实际上已处于“技术性破产”，被标普评定的“垃圾级”，工商银行在股改之初向全球所有大型金融机构发出入股邀请，竟然无一家愿意投资，但目前已经成长为全球资本充足率最高、效益最好的银行系统。2002年末，主要银行（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比高达23.6%，银行业总资产不过24万亿元。但到2011年末，中国银行业总资产高达106万亿元，各类形态不良贷款率均不足2%，资本充足率超过12%，中国银行业总利润已经占到了全球银行业利润的20%以上。

　　在刘明康时代的8年间，中国银行业以抓住国有银行和农信社改革，带动其他金融机构改革的“抓两头，带中间”的改革思路，锐意改革，在推动四大国有银行先后重组上市之外，还大力推动了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改革，并放开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然而，中国银行业不断扩大的潜在风险，以及频繁发生的民间高利贷危机，无一不在证明中国银行业的体制改革远未完成，而先前的政策效果正日渐式微。

　　例证之一，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潜在风险又开始扩大，尤其是高达10.7万亿之巨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以及日益突出的理财产品的风险。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秘书长杨再平认为，最根本的，还是银行业金融体制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存在的政府干预的担心。

　　例证之二，2011年间，内蒙古、福建、江苏、四川、河南、浙江等地先后爆发民间高利贷危机，央行专项调查也显示，去年5月末全国的民间融资总量约3.38万亿。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也披露显示，55.3%的企业选择了“民间借贷”。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仅15.5%的小微企业能够获得银行贷款。这显然意味着当下的银行系统无法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原因就在于，现行银行系统的贷款评价体系并不是针对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而只是国有企业和政府融资的附生体。

　　例证之三，中国商业银行“资本消耗型”的发展模式屡遭市场质疑，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利率尚未市场化的中国银行业保持着250-300个基点以上的利差，利差收入占比高达80%，这必然刺激银行不断发放贷款。而目前，国有银行依然在极力抵制利率市场化改革。而尚主席所指的“粗放式经营、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创新”现状，正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不力的表症。

　　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曾称，中国存在着严重的金融压抑。金融压抑除了金融市场发育不足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还有过度监管限制的问题。其结果，只能导致中小企业因缺乏对口的金融机构无法融资，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商行受制于政府权力影响，不断地被地方融资平台所绑架。

　　事实上，银行业绩并非取决于内部管理，而是取决于实体经济成长和金融市场结构，这显然已经被过去几年的实践所证明。而央行去年12月的调查数据已经显示，当下银行业的景气指数已经与实体经济呈现背离趋势。而唯有体制改革开放金融市场，同时让利率市场化，才能让中小企业拥有对口的金融机构，并以竞争性的价格获得融资，同时让商业银行摆脱政府权力窠臼。

　　最终分析结论：

　　当前中国银行业的资本消耗型发展模式，以及金融系统所存在的多层次金融市场机构缺陷的问题，都不是银行的机制改革可以解决的。而当下，刘明康时代8年体制改革的政策效果正日渐式微，正需要深化体制改革来巩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