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聚焦未成年人犯罪

　　“不但要从立法层面上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到创新未成年人管理工作中来。”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马虎成说。

　　改革和完善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制度，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上升势头，在惩戒和保护的同时，让失足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关注这一话题。

　　未检机构，需要配备专业办案人员

　　“未成年人有其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要有效地实现对失足青少年的教育、感化、挽救和保护，就必须有一个专门的工作机构，一套专门的工作机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位政协委员表达了相同的心声。

　　众望所归，日前发布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来承办。

　　“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状况和犯罪原因的特殊性，设立专门的办案机构，可以给予未成年人更多的保护，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李钺锋说。

　　今年2月，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未检处正式成立，该处处长郑馨智告诉本报记者，未检处的成立是完善未成年人案件办理配套工作体系的需要，“有利于实现与高检院职能部门未成年人业务方面的有效对接，与同级法院对应设置，实现对应诉讼、对应监督；有利于建立与综治、共青团等部门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面的外部衔接工作机制”。事实上，上海市检察机关自80年代中期便探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如今全市检察机关形成了市院、分院以及区县院三级未检机构。

　　“在办案中，未检机构和检察官应当淡化其‘国家公诉人’身份，担当好未成年人的保护者、教育者的角色。”李钺锋委员说。

　　“女同志心思更细腻、更具亲和力，对未成年人的帮教更有优势，所以在人员配备上，可以多配备女性办案人员，但也要适当充实男性办案人员，充当慈父、牧师的角色。”马虎成委员说。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社会主义学院院长胡旭晟指出，建立、巩固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门机构，还应建立健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制度，“应当加大培训力度，进一步优化知识结构，使办案干警充分了解未成年人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未成年人刑事办案的需求”。

　　犯罪封存，制度应该进一步细化

　　“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着大量与教育挽救、‘给出路’相冲突的规定。”马虎成委员指出，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对受过刑事处罚的公民在民事权利、从业资格等方面作出了限制性规定，以致涉罪未成年人复学、升学、就业受到歧视限制，容易出现自暴自弃，仇恨社会，甚至重新犯罪。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特别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这让涉罪未成年人增添了自信，看到了重新融入社会的曙光。

　　据了解，《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9条规定：“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的时候加以销毁”，《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第21条也规定“少年犯罪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诉讼案件中加以引用”。

　　“这两项国际公约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的基本原则，我国作为签署国，有义务逐步完善国内现行法律体系，探索建立与国家承诺一致的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陈旭认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法律化有助于司法改革的依法推进。

　　在司法实践中，2004年，上海检察机关试行“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迄今，检察机关共对91名未成年人的相对不起诉记录采取了限制公开措施，91人无一再犯——52人顺利就业；37人顺利续学，并已有7人被大学录取；2人顺利出国。

　　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为什么是“封存”，而不是“消灭”？马虎成委员认为，像军人等特种行业，要求高度忠诚于国家、组织和人民，如果彻底消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其人性轨迹便无从查找，难以分析、评判这个人的忠诚度。

　　按照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查询的单位应当为封存的犯罪记录保密。“有关部门依照何种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进行查询，犯罪记录一旦泄密后又如何追究其责任？”为此，胡旭晟委员建议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其进一步细化明确。

　　社区矫正，需要立法完善多方参与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特别规定，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内，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进行监督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加强管教，配合检察院做好监督考察工作。

　　“在传统机制下，由检察院作出微罪不起诉决定的未成年人直接流入社会，由于缺乏教育和关怀，有可能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不仅严重损害司法权威，也不利于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李钺锋委员表示，我们要以检察机关为纽带，有效整合家庭、单位、学校、社区等多方面的帮教管理资源，将对被不起诉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融入帮扶活动，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

　　胡旭晟委员指出，各地司法行政机关的社区矫正部门在发挥职能的同时，要会同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等部门，并借助和发挥社会其他力量，共同做好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工作，确保取得良好的效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则建议，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立法，合理地确定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做好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衔接；提高非本地户籍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率，切实保障外来未成年人司法处遇的平等性；完善社区矫正的运作机制，组织协调社团组织、居委会以及社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并监督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