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难题需解决，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在困难中前行

　　北京市朝阳区法律援助中心鲍春明科长告诉法制日报记者，2007年他们中心承办的102起刑事案件大部分涉及青少年。

　　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这是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定情形之一，此外还包括，被告人是盲、聋、哑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

　　“2007年北京市全市提供的法律援助突破了1万件。”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学法在接受法制日报专访时透露。2008年1月2日，该数据记者从北京市司法局宣教处得到了证实，但确切的数据及民事、刑事案件所占比例情况尚在进一步统计之中。

　　刑事辩护中的法律援助使得请不起律师的被告人的辩护权最大程度的得到了保障。但无论对于法律援助机构、援助律师还是被告人本身来说，他们都分别面临着各自的困境。

　　刑辩律师志愿者制度尚不完善志愿者律师“让当事人满意”，这也能推动刑事辩护质量的整体提高

　　2007年，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以下简称“市援助中心”）共承办了3474起法律援助案件，其中刑事案件786起。

　　王学法介绍，北京市的18个区县都设立了法律援助中心，市援助中心有权指派的律师事务所集中在朝阳、海淀、东城、西城四个区。市援助中心从这四个区的律师事务所中抽出400多家，进行大排队，轮流指派。此外，为应对紧急情况，市援助中心还组建了自己的志愿者律师队伍。

　　北京现行的刑事辩护法律援助主要集中在检察院的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的审判阶段。

　　王学法指出，大部分的法律援助发生在法院的审判阶段，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的法律援助目前尚未全面推广，在北京目前只有市检察院一分院在实行。在审查起诉阶段，因该阶段的时间短促，按照程序，法律援助机构收到申请后，三日内指派到律师事务所，再由律师事务所指派到律师，被指派律师三日内跟承办人员取得联系，一来二去，时间上就被耽误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出高质量的辩护几乎不可能。

　　而志愿者律师“热情高随叫随到，这就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争取了时间。”

　　志愿者律师“好使”，但是也难免遭受别人的质疑，这些律师是不是都是些刚入门的年轻律师呢？

　　针对这个质疑，王学法回应说，他们的志愿者律师队伍每一个成员都是经过“入门考试”的。每一个志愿者报名之后，市援助中心会根据其特长给他指派案子，而这个案子就是“入门考试”，最终的结果是“当事人满意的”即为过关，可以加入到志愿者队伍当中来。

　　王学法认为，志愿者律师因为是自愿承担案件，在法律援助中提供的服务一般比较到位，能“让当事人满意”，这也能推动刑事辩护法律援助质量的整体提高。

　　王学法同时指出，这种办法也并非一劳永逸，如果日后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遭到当事人投诉，经查证属实，确实给当事人造成了损失的，就将被清理出门，并从此永不再录用。

　　至于经验之说，市援助中心曾设想2008年出台管理办法，规定志愿者律师需执业三年以上。这个想法在志愿者律师座谈会上遭到一致否决。志愿者律师认为既然他们热心做，在服务上让当事人满意应是最终的检验标准，一个执业了三年的律师一定就能让老百姓满意吗？三年将会变成一条杠杠，这条杠将会把许多门内的人刷掉，也会把许多热心人挡在了门外。

　　500元补贴的困境补贴不合理是影响律师办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

　　这意味着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政府给予经费支持。律师承办一起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能拿到多少补贴？这是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甚至有人认为部分志愿者律师就是冲着这份补贴而去的。

　　王学法给出的答案是500元人民币。他解释说，相对而言，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程序是大致可以推算的，比如法院审判阶段的法律援助一般包括到市援助中心办理手续、会见被告人、出庭应诉、领取判决书、到市援助中心结案等。程序相对固定，办案的成本也就能估算个八九不离十。

　　当然，王学法也认为这500元的补贴相对来说是不合理的，在某些案件的办理过程当中尤其明显。他举例说，某律师曾经办理了一个北京市团伙犯罪案，该律师为其中一人提供法律援助，光是复印材料就花了2000多元，更不用说开庭开了8天。

　　“会见被告人时要两个人在场。北京的行情是会见一次请人要500至1000元。怎么办？只能自己想办法啊，跟其他律师协作，互相帮忙。”余尘律师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他在办理陈某涉嫌抢劫、杀人、盗伐林木案的时候，先后三次会见了被告人，如果不是自己想办法，那500元补贴全搭进去了还要倒贴。而在阅卷的时候，为了节省费用，部分材料他选择了摘抄。

　　本来陈某一案事实清楚，陈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也供认不讳，按照数罪并罚，陈某肯定会被判处死刑。经过再三的会见沟通，陈某举报了其他嫌疑人的17起犯罪事实。最终陈某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后，陈某的两位姐姐给市援助中心和余尘律师分别赠送了锦旗。

　　市援助中心分管刑事的工作人员告诉法制日报记者，那是市援助中心收到的刑事法律援助的第一面锦旗。

　　王学法认为补贴的不合理是影响律师办案，影响案件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补贴的多少与机制应该得到改善，王学法认为补贴的原则应该是：不让律师赚钱，也不让律师搭钱，这样才符合政府提供法律援助的要求。

　　律师遭遇的尴尬当事人拒绝律师的会见，而当事人的家属对此也很是漠视

　　补贴只有500元，志愿者和大部分非志愿者律师都还在认真地做，王学法认为这就说明我们的律师并非如外界所说般，眼里只有钱。特别是在志愿者律师座谈会上，王学法一次次听到了律师发自肺腑的发言，让他很是感动。

　　“律师对法援工作的认识很高。”王学法说，律师通过做法律援助工作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律师也遭遇了许多尴尬。

　　比如，有的当事人在法援中心为他指定了辩护人之后，他拒绝律师的会见，而当事人的家属对此也很是漠视，他们可能认为法律援助律师比有偿律师要逊色许多，起不了多大作用。

　　这些尴尬来自于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家属，成因除了当事人及其家属的观念之外，还有现行体制带来的一些弊端。

　　此外，北京市实行级别管理，市法援中心无权指定其他区县的律师，这就会遭遇一审和二审律师不一样的状况，二审时市援助中心要另行指定其他律师，而当事人认为一审时区县指定的律师辩护得很好，还想要指定那位律师，市法援中心却办不到。这时候，不理解的当事人可能对二审指定的律师会带有抵触和不信任的情绪。

　　王学法认为，“上述种种，都不利于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应该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