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

　　医务工作者在社会生活中担负着维护人们健康，预防、诊治疾病的任务。医学工作的特殊性质要求医师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效果不但取决于医疗技术、医疗设备，而且与医师的职业道德直接相关。

　　一、行医德为本

　　历代医家都认为，道德高尚是医师角色的重要特征，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医生。重视人的生命是医学界的美德。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我国古代医生择徒甚严，曾明确提出“非其人勿教”。晋代杨泉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达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在西方，则有学医期满，按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的传统。林巧稚、赵雪芳、王忠诚、吴登云等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医师既是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代表，也是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榜样。

　　道德作为医学的本质特征蕴涵在医学实践之中。一部医学史，是医务工作者奋不顾身地与疾病斗争、认识疾病、不断战胜疾病的历史，是医务工作者无私地为病人解除病痛、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历史。医务工作者献身于医学事业，崇高的道德境界就体现在所从事的具体的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医学活动之中。我院在医疗活动中，始终遵循“立德为本”宗旨，职工从入院那天始即接受系统的职业道德教育，并贯穿始终；医院在制定医务人员行为规范时，总是把医德医风建设放在首位。医院多年来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实践说明，狠抓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对医院和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

　　二、行医贵术精

　　一个好的医师，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素质：对医术的“精”和对患者的“诚”。只有具备“精”和“诚”两个基本的素质，才能成为“大医”，才能成为“仁者”，即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医家。医学博大精深，非孜孜不倦刻苦认真不能得其真谛。众多古代医学家以医为业，刻苦钻研，呕心沥血，恒心专一，坚持不懈，为医学奉献一生，深得后人敬仰。如：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皇甫谧“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读遍州郡藏书，著成《针灸甲乙经》；孙思邈竭力攻读，倡“大医精诚”，“白首之年，未尝释卷”；朱丹溪游学各地，遍访名医，为求师“日拱立于其门，大风雨不易”；叶天士临终告诫“必天资敏悟，读书万卷，而后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李时珍博通医籍，医术精良，求实治学，不辞劳苦，远涉深山旷野，遍访穷乡僻壤，实地考察，反复研究，写成中外名著《本草纲目》；王清任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赴义冢，观尸体，纠正我国医书上记载脏器结构及功能的某些错误，著成《医林改错》；李时珍、赵学敏等都曾虚心向各地从事农、药、渔、猎的劳动人民请教；叶天士10年之内拜17位老师，汲取各家之长。他们如此虚怀若谷，集思广益，终成大业。

　　我院在医疗活动中，始终遵循“高尚的医德加精湛的医术等于患者福音”的宗旨，对低年资医师不断强化“三基三严”训练，加强和规范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参加了美国CMB#06-844住院医师培训改革项目协作课题的研究工作；对高年资医师则积极创造学习、研修的条件，鼓励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努力使科研和学术水平位于学科前沿。只有这样，才能使医院在当前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行医须心诚

　　我们常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为病人诊病或处理日常医患关系中，如果做不到“心诚”则后患无穷。《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并且也有很多关于医生品德和学问的论述。《素问·五脏别论》曰：“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善为脉者，谨察五脏六腑，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纪，藏之心意，合心与精，非其人勿教，非其人勿授，是谓得道。”指出医道的内涵是要严细认真地审察脏腑病变的顺逆，阴阳表里虚实的变化。若没有高度聚精会神的态度，则不能把医术传授给他。《素问·征四失论》曰：“所以不全者，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内外相失，故时疑殆。”明确阐述了医疗差错的产生与思想水平和工作态度密切相关。

　　我们在医疗行为中体会，要想保持以上的“心诚”，必须做到如下几点：⑴首先要树立一个良好的印象。良好的印象是和谐医患关系的开端，能够给病人带来安全和保障感。一个粗枝大叶，手忙脚乱的医生是得不到病人的好感的；⑵其次要端正服务的态度，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是病人敏感的问题，也是医务人员心里道德水平的体现。不负责任，敷衍塞责，言语不良，拿病人出气等不良行为将直接导致医患关系的恶化；⑶医术要精益求精；学术要不断进取；⑷淡泊名利。做到上述几点就能像孙思邈那样“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四、行医重有情

　　医行当有博爱之心，对病人要有真挚的同情心。孙思邈《大医精诚》曰：“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行迹之心，如此可做苍生大医，反之则是含灵钜贼。”；张柏“人以病请，即夜数十起弗辞”；陈实功等不避疮疡臭秽，耐心调治的事迹书有所载；王孟英、陈修圆置自身、亲属生死于度外，冒霍乱瘟疫之险在所不辞，且为此劳累染疾。他们急人之难，救人之危，对病人疾苦高度重视，真诚关怀的高尚品格，启迪后人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否则为无德之医，世人弃之。现在我们实行的医院人性化管理，强调病人第一，服务至上，急病人之急，想病人所想等管理和行医理念，就是在医疗行为中“重有情”的最好的体现。

　　五、行医淡名利

　　历代医家淡泊荣禄，远离仕途，安贫医道，“不为良相，甘为良医”者，不胜枚举。张仲景鄙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的庸俗之辈，“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孙思邈多次辞谢做官，在其《大医精诚》言：“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眩功能，谅非忠恕之道。”毕生行医于民间，“志存救济”“无欲无求”，写出不朽论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著名儿科医家钱乙因医术高超，疗效显著而被选为王亲治病，封为翰林医学、太医丞，然而，他却永记忠厚仁孝，终弃官从医；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仅1年就辞归故里，为医“既智且仁”，做人“乐道遗荣”；王肯堂虽官至翰林院检讨，却违抗父命，去官归家，“锐志学医”、“存心济物”重操医技，有求必应，著《证治准绳》，不误天下万世，以求“所全活者稍稍众矣”。三国时期董奉“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奉每年货杏得谷，旋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人”，由此医界美称“杏林”；龚廷贤《万病回春》告诫后世医家：“凡病家延医，乃寄之以生死，理当敬重，慎勿轻藐，贫富不在论财，自尽其诚，稍亵之则非重命耳”；陈实功《医家五戒十要》立下律条：“凡病家大小贫富人等，请观者便可往之，勿得迟延厌弃……”“凡遇贫难者，当量力微赠，方为仁术”。

　　古之先贤，不图钱财，乐善好施，作风正派，不正是我们今天医务人员的楷模吗！良好的医德医风是医务人员之灵魂，时时指导各学科医疗实践，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医务人员医德规范，不断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从而使先贤伦理学思想得以继承发扬，以求医疗队伍整体素质和水平的提高，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