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信托立法与商事信托实践

　　信托的性质从法律立场讲，凡属于“社会经济交往”引起诉讼的范围之内，称为商事信托。亦有称凡涉及“商事法”（商法）的信托事项。称为商事信托。因为这类信托事项与调整商业活动的法律规范关系十分密切。它通常包括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和海商法等方面的法律规范。例如股份公司的设立、改组、合并、解散与清算的信托，公司债（企业债）债券的发行。还本付息的信托，商务管理的信托，商业人寿保险的信托等等。由此发生的信托事项均为商事信托。

　　我国现行信托立法与商事信托实践

　　我国于2001年《信托法》颁布之后，有关监管部门还先后修订和制定了《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用以规制信托制度的商业利用，与西方信托法制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在信托基本理论的立法规则方面，还是在商业信托的市场角色方面，都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现行法中关于信托的定义、信托契约生效要件的规定与信托财产独立性观念产生了冲突。

　　关于信托契约的生效要件，我国《信托法》第8条第三款规定：“采取信托合同形式设立信托的，信托合同签定时，信托成立。采取其他书面形式设立信托的，受托人承诺时，信托成立。”即信托契约似为诺成合同而非实践合同，学者们也多认为只要当事人就信托契约条款达成合意，信托即应成立生效，无须信托人向受托人交付信托财产。但在英美法中，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是信托制度的核心构造，即“信托一旦有效设立信托财产即从委托人、受托人以及受益人的自有财产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独立运作的财产”。[31]正是基于这种独立性，委托人在丧失信托财产权的同时免除了委托人自身以及受托人、受益人债务对信托财产的追索，并且使得受托人得以像真正的所有人一样，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第三人也得以受托人为信托财产的权利主体和法律行为的第三人，而与其从事各种交易行为，从而最终确保信托目的的实现。而在信托定义的规定上，我国法为将财产“委托”给受托人，而非采纳传统信托中的“转移”给受托人管理。用“委托”这种表达不能揭示出信托的本质属性，反而会使信托与行纪、代理等法律关系相混淆。这种易于混淆的提法与我国对所有权的“一物一权”原则的机械理解有关。

　　2、信托产品的难以沟通已极大地制约了商事信托业的扩展。

　　我国现行《信托法》第15条、第16条和第34条共同规定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原则，其中：第15条规定了信托财产与委托人其他资产的分离，第16条规定了受托人自有财产之间的分离，第34条规定了受托人承担支付信托利益的义务是以信托财产为限。基于这些规定，委托人和受托人其他资产的经营变化，甚至于破产，都不会影响到信托财产的现金流；投资者也无权追索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其他资产。这些规定能初步保证商业信托所具有的破产隔离功能，但其他规定却对商业信托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束缚，具体体现在：《信托法》第7条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第11条规定，信托财产不能确定的，信托无效。而对于某些类型的商业信托来说，例如金融资产证券化信托中，进行证券化的金融资产是持续性发生的将来债权，其并不具有确定性，只具有可预期性，这使得其能否成为我国信托法上的信托财产颇具疑义。2002年6月，央行出台了《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办理资金信托业务时，不得发行债券，不得以发行委托投资凭证、代理投资凭证、受益凭证、有价证券代保管单和其他方式筹集资金，办理负债业务。这就意味着受托人无法将所受让的金融资产转换为受益证券，无法将受益权进行证券化。这些规定意味着，现有的信托受益权只能以无法分割的信托合同方式成立，加入资金信托计划的投资者要转让手中的信托合同，不得不自己去寻找受让对象和转让平台，而且使信托产品的认知程度和受众面变得十分狭窄，必然导致信托产品交易成本的提高，从而影响信托业的发展。

　　3、应当淡化现行法中关于委托人的地位和权利的规定。

　　由于基于信托法理，信托关系一旦成立，委托人就推出信托关系，由受托人承担起为受益人利益处理信托事务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在前文介绍的较为成熟的大陆法系信托法中，都没有将对委托人的地位和权利作出专门的规定。但在我国现行的信托法却将委托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专门规定，强调其监督权利，对受托人管理财产构成约束，不符合信托关系的一般原理，应当考虑淡化这类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