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解释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民商事审判领域，法官已经越来越重视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绝大多数的经济行为是以合同的方式完成的，而合同必然体现着当事人的意图。审理合同纠纷案件，除了依据法律规定之外，必须要重视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达，也就是意思自治。

　　一、如何解释合同约定

　　民商事合同绝大多数是格式文本，对合同成立、生效、风险、民事责任、期限等均应有明确约定。只有尚不明确的内容，或者易产生歧义、甚至还不被社会一般人士所理解的部分，及至实践中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方会成为法官解释的对象。这种司法过程中的解释只是解决当事人争议的条款，或者可能发生争议的条款。不需对法律条文作出解释，也不需要对常规合同条款作出解释。当解释合同争议条款时，必须符合签订合同时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解释签订、履行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意图，应当避免解释事后意图，更无必要去推论当事人的意图，也不可去猜想或设定当事人的意图。解释合同不是按照法官的意图、喜好作出解释，而是本着尊重原意、弥补原意不清的原则进行解释。

　　我国学者一致主张对合同的解释，应当采取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相结合的方法，既要根据合同的语言文字，又要注意研究有关证明，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实事求是，妥善解决。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说明我国合同解释采用的标准是偏重于表示主义的折中说。“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是表示主义的体现，而“诚实信用原则”则显然是对表示主义的限制。

　　二、法律漏洞与合同条款欠缺的弥补与解释

　　法律规定有漏洞既包括法律规定不明确，也包括法律根本未作出规定，即需司法解释的方式加以弥补。法律漏洞的弥补必须是与司法实践密切相关的部分，除此之外，应由立法予以弥补；拾遗补缺也只是对实践中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予以补充。而合同条款的欠缺，主要指合同约定的明显不足，也指当事人未曾预料到的情况已然发生，加大了合同履行中的风险。通过解释合同欠缺条款，可以进一步明确当事人的民事责任，也可以提炼出来一般规律，用以弥补法律的漏洞。如果合同欠缺条款通过弥补法律漏洞的方式加以完善，则可以相互得到印证和促进。合同欠缺条款、不适当条款、模糊条款均属合同欠缺条款的范畴，在书面合同难以全面阐释的情况下，应当采取弥补缺陷的方式、方法加以补足，为司法裁判提供依据。

　　有学者认为：“一般契约条款可谓系企业者之自治立法，而为一种交易制度或规范……应该依客观的标准，不管契约当事人之个别的意思或理解的影响，采用与解释法规相类似的方法……”所以，通常意义的合同的解释具有个性化特点，而格式条款则因其为一方当事人拟制，不经过与对方的协商过程，常常有重复使用的特性，对格式条款的解释应强调客观统一，与法律解释有相似性，不同于一般合同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确立的是适用于一切合同的解释原则，当然包括格式条款的解释。而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精神是严格限制条款制作人。因为格式条款制作者处于优势地位，主要是格式条款制作者可限制另一方的意思表示自由。所以，格式条款的解释遵循严格解释原则。一是在解释中对格式条款没有规定或规定不完备的事项，不作类推或扩张适用条文及适用范围，否则不利于相对人利益。二是对条文适用范围不明确的，取“最狭义”的含义解释。

　　三、公正、公平原则对合同解释的影响

　　任何一类合同案件得到处理，必须体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不能单纯为了引用某个不适当的条款而引发法律结果的失衡，当然也不可为顾及社会效果而超越法律的规定。切忌为解释而解释，不能仅限于法律条款的解释，也不要局限于名词的解释，要关注解决具体案件中提炼出的原则的阐释。这个解释本身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全方位地体现司法公正。成文法国家的法官处理案件时，首要的是要找出最相近、最直接的法律条文，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局限于条文，不顾及个案的具体情况，则很可能产生理解、认识上的偏差，推导出来的结果可能会失真。这也是成文法的弊病。为了弥补这样一个先天的缺陷，笔者在审判实践中逐步总结出这样的审判规律，即当法律规定针对性不强时，要充分考虑适用法律的一般性原则，即充分体现公正、公平原则，用这样的司法理念指导具体的裁判工作，所作出的裁判结果也才能是服人的，才可能产生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解释一般合同、保险合同案件中的具体问题，必须将每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归纳出来，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加以体现，所得结论才能立得住，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四、明确法律关系对合同解释的影响

　　民商法领域的法律主要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基本法（或称为母法），一个是专业法（或称特别法）。基本法包括：民法通则（民法典）、合同法、担保法、民事诉讼法（也有人分出物权法、债权法）。专业法包括：证券法、期货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信托法以及银行法等。这些专业法之间彼此是相互独立的，唯公司法与证券法之间交叉较多。那么就要明确一下法与法之间的关系，是否要在适用时相互交叉？一般情况下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只是有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民法通则、合同法会有类似的内容，成为法官们制作裁判文书时引用的依据、条款。但我们能否把不同的法律当做解释同一法律行为或法律事实的依据？笔者认为不应该，例如证券发行，必然涉及到公司的治理，而公司法的绝大多数内容都讲的是公司经营、治理，但两者调整的方式与目的是不相同的，强调公司治理是为了顺利发行证券，而治理是要落实在一个公司的运营过程之中的，并非证券法所能解决，何况公司运营中的案件是不可能依据证券法加以处理的。同样的道理，处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只得依据保险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保险合同的成立与效力还可依据合同法的原则性规定，但无论如何也不能适用担保法的规定，保证保险不能与担保行为发生混同，必须区分什么是保证保险，什么是担保，不可能既是保证保险，又是一般担保。必须认清其实质，只能择其一而认定，不可选取自己认为有利的方式、法律依据去进行处置。通常情况下保险公司推出的是自己的保险产品，所作所为就是保险行为，而如今担保，必须体现为承担担保责任，而非保险责任，方可适用担保法，否则只能适用保险法。只有适用法律明确，才可能在解释合同条款时有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认定。

　　五、司法解释条款衔接对合同解释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司法解释之间的规定应当是一致的和吻合的，不应当出现相互脱节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应认识到人类文明处于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之中，即使人们认识事物、规律的意识也在不断地提高，司法解释之中那些已经落后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内容，将被及时清理出司法解释的群体。但是，我们作为唯物主义者，必然清醒地认识到，凡是超越时代发展的，与时代发展同步的，包括有利于维护我们正常生活秩序的习惯、惯例、规则乃至司法解释的内容，都将被保留并持续地运用下去，正确地解释合同与处理合同纠纷。以保险合同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在同一事件中同时死亡为例，一般情况下将他们宣布为同时死亡是没有问题的，但毕竟这里有一个保险权益继承人的问题，如果规定被保险人先于受益人死亡，即意味着受益人可按保险合同约定享有保险权益，即使受益人因同一事件死亡，他的继承人仍可继承该笔财产权益。而如果认定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则意味着受益人不能再享有被保险人死亡后的保险财产权益，该保险权益转由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享有，而这却违背了被保险人当时投保的意图。被保险人投保时确立受益人，就是要剥夺其继承人或其他继承人的权利享有，这既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背法律规定的精神。对于这样的条款应当作出对保险人和受益人有利的解释，不能以此剥夺受益人的财产权益，也不应让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在没有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授权的情况下，享有了该笔保险财产权益。

　　对于合同成立、效力、责任的认识，除了要严格按照合同法、保险法的规定加以规范之外，还应当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的原则性规定加以规范，同时要保持与其他司法解释精神的协调，避免不同司法解释出现不同提法和不同认识，以及不同规定的情况。尤其是在法律概念的表述上，必须做到法律语言的协调一致，表述意思的大致统一，还应当考虑不同场合，不同法律概念所要表述的不同意图，避免对法律概念认识的绝对化和片面性。

　　吴庆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