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和医疗合同立法探析--兼谈对医疗纠纷的本源遏制
摘要：医患关系的龃龉之根源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长期误解，随着相互参与型已成为当代医学一致公认的医患关系的理想模式，立法的配套改革显属刻不容缓，本文即旨在分析医患关系性质的基础上，通过对医疗合同的制度设计，为医患双方的平等对话提供一个平台，以期能对医疗纠纷进行本源性的遏制。
关键词：医患关系；医疗纠纷；医疗合同中图分类号：D923.6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找医生看病称作求医，一个“求”字，就深刻地反映出病人的地赟位。如今，这种陈旧观念已被现代医学所摈弃，医患关系的理想模式已从过去的主动-被动型，引导-合作型过渡到现代所倡导的相互参与型。在这种模式里，医患双方有着大致相同的主动性和权利，他们相互依存、共同参与医疗的决定和实施。然而，目前立法规范的缺位导致这种模式的调节失灵，也致使无法对层出不穷的医疗纠纷加以遏制，此时，以平等为精髓的医疗合同立法亟待由我们提上日程。
一、研究现状及对几种学说的质疑
我国1999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并未把医疗合同规定在内，对医患关系的其它民事立法调整至今尚未出台，相对明确的只有相关的行政、刑事方面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等），学说上也仅存有一些零星的不系统的论述。有的学者仅把医疗服务和运输、邮政、电信等服务同列为公共服务的一种类型予以阐明，至多也只是把医疗合同界定为提供非经济性服务的合同的一种以较少的笔墨一语带过，系统完整的论述较为罕见。这种认知的缺乏必然地导致对医疗实际调整的乏力，经过考察，笔者发现这种窘况的症结在于对医患关系的界定问题。
从医学角度讲，医患关系是医方与患方在诊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的医治关系。而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学者们见解各异，而概括起来共有四种学说：
（1）“公益说”。这种学说为我国国内的众多学者所持有，此观点主要是基于建国以来我国医疗卫生长期实行计划体制，医院经费靠财政维系，医疗费用的低廉使得医院承担医疗风险的能力很低，医患双方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医生是向医院负责而不是对患者负责。即主张多数医疗机构均是政府实行一定的补贴并严格限制服务价格的公立非营利性机构，其福利色彩较浓，医疗机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营者，医患关系应由行政法予以调整。
（2）“医疗消费说”。即认为患者到医院就诊是一种“接受服务”的行为，医院从事的是“提供服务”的行为，从而医患关系是一种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关系。因为：①患者就医看病属于“生活消费”，是一种“必需”的生存消费。消费者为了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心理和生理需要而消耗商品或接受服务，当然包括医疗服务，因为生命与健康是人存在的基础的基础。②在我国目前尚无专门保护患者权益法律的情况下“消费者保护法”中规定的保护弱者的原则，是最接近保护患者利益的原则。把医患关系纳入消法的调整范围，既符合我国目前医患关系的现状，又符合适度保护弱者的现代法律精神，实际上也符合消法的立法原意。[3]
（3）“侵权行为说”。该说主张者认为，医疗卫生事业属于社会福利事业，医疗单位与患者之间并不存在平等的合同关系，医务人员职责职权建立在法律或有关规章的基础上，而不是当事人约定的结果，医务人员的责任亦不得依约定而免除，所以医疗单位与患者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医务人员过失造成患者身体上的损害，即构成侵权行为。而且因侵权产生的赔偿范围包括金钱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等，较违约责任范围更宽，有利于加强对受害人的保护。另外，如果受害人对医疗单位有债务如欠医疗费、住院费等，则提起侵权之诉较为有利，因为根据民法原理，侵权行为人不得以其对受害人的侵权与其因侵权所生之债务相抵销。虽然，医患之间存在某种协议，但医患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产生的相应义务并不完全取决于合同法原理，由此产生的纠纷适用侵权行为法。
（4）“医疗合同说”。持此观点者认为，契约为双方当事人以发生债之关系为目的相互为对立之意思表示、趋于一致的法律行为。患者到医院按规定支付医疗费用，医院接诊，表示同意为其提供医疗服务，就达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即患者挂号行为属合同法中的要约，医疗机构发给挂号单属承诺。如果医院没有提供与医学科学技术水平相应的医疗服务，当属违约行为。而且，医疗合同属于非典型合同（即无名合同）的一种，法律没有对其名称和规则加以相应的明确规定。
上述四说孰是孰非，殊难定论。然就笔者个人而言，则较倾向于“医疗合同说”，但在一些具体环节上并不截然相同，本文第三部分将予以阐明。而学说（1）、（2）、（3）均有不尽人意的疑点，分析如下：
其一，“公益说”中，就目前医疗机构的改革而言，医疗单位还完全属于福利性和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吗？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2001年2月15日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指出，在新的一年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将在5个方面实现重点突破，其中一个便是完成医疗机构的分类管理，妥善处理好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分开管理的有关政策性问题。[6]可见，从目前正在进行的医疗体制改革的趋势看来，在营利性医疗服务机构的收费将接近或基本体现医疗技术服务价值，即使是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它们的营运资金来自于国家的财政拨款，最终源于纳税人，这种表面上无直接交换关系的公费医疗后面其实也存在平等的交换关系。基于此，医患关系应当是一种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公益说”无视这一客观事实而将其划由行政法调整的主张也就难以成立了。如果我们不顾医疗单位近年改革出现的变化而一味强调医疗单位的福利性质，借以减轻或免除医疗单位在医疗纠纷中的赔偿责任，这不仅有违我国法律的精神实质，而且在道义上也是极不公正的。
其二，在“医疗消费说”中，患者究竟属不属于消费者？对此学界尚无定论而依然处于一种纷争迭起的不确定状态，尽管目前各地纷纷出现一系列将患者作为消费者保护的法规，如2000年10月29日浙江省第九届人大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将患者列入消费者行列，规定患者享有知情权、隐私权和获得赔偿权[4]，然而，这种做法只能是短期的，因为一味将医患关系等同于一般的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并不是很妥当，毕竟，由于受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在医学上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领域，对一些疾病，医学专家仍然束手无策。加之患者个体差异性大，相同的诊治手段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即使是医德好、医术高的医师所诊治的患者也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产生与医患双方期望不一致的结果，甚至出现医疗意外。因此，医疗活动有其特殊的内在规律，具有较高的风险。发生医疗事故，引起医疗纠纷的情况非常复杂，不应把所有医疗纠纷与一般商品质量或其他违规行为造成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完全等同、相提并论。而且按其思路，医方的产品或服务也就应该符合一定的标准，并对它的产品或服务提供一定的保证-就像很多商品都有“三包”一样。但这是很困难的，因为医生对于治疗的后果是难以准确预料的。很多时候治疗并不能使病情好转，也不能阻止它复发，这样患者就可以不付钱，或者向医方索赔，而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其三，发生损害时医方的责任承担问题。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最初对医疗纠纷多依侵权行为来解决，但自70年代后开始出现了一些适用契约责任的案例，发展到现在，适用契约责任已成为诉讼中的主流。根据我国新合同法所确立的严格责任为主、过错责任为辅的归责原则，医疗合同也应主要地适用客观归责，即一旦有损害结果发生，医方就应承担赔偿责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侵权行为理论中患者因缺乏专业知识而在举证方面陷于不利的境地。具体地说，契约责任较之侵权责任对损害赔偿请求权人特别有利的一点是，医疗合同关系发生在医方和患方之间，若因第三人的过错造成医方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法律要求医方首先应向患方负责，然后再向第三人追偿，而不得以第三人造成损害、自己无过错为由要求免责。而且，契约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时效较长，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为2年，并设有20年的除斥期间，这显然更有利于权利人的权利行使。当然，根据前已述及的请求权竞合理论，鉴于侵权行为责任和违约责任对于损害赔偿请求权人而言各有利弊，患方也可以提起侵权之诉，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患方在其中应负担较重的举证责任，以采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为宜，[8]只有如此才不会出现对患方利益的过分偏重而导致医患之间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保持适当的调和对于法律公正的实现是不无裨益的。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即此时医生完全有可能基于对责任承担的厌恶而放弃采取可能有效但风险较大的治疗手段对患者进行救治，这就在客观上违背了立法的原旨且无益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其实这一缺陷完全可以通过三种制度设计加以防范：
其一是把医生所应提供的医疗服务在合同中作出较为详尽的规定；
其二是提高医生报酬中的风险收入成分，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
其三是由医院、医务人员和患者三方共同支付一定数额的资金成立医疗风险基金，一旦发生损害患者利益的情形，不管医方有无过失，赔偿额首先从其中提取，把医疗风险加以分摊以避免出现患方独自承担的情形，同时仿效美国建立医疗过失责任保险制度，把医务人员因过失导致的赔偿责任强制纳入商业保险机构的承保范围，从而建立起一个由医方、患方和保险公司共担风险的合理机制。当然，这时可能就会凸显出一个问题：医疗费用的过高可能导致本该到医院就诊的患者采取所谓的“保守疗法”。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我国居民患病率增加7.3%，就诊率却比5年前下降了18.8%，但应看到，医疗费用在很大部分上是药物的费用，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药物管理法》《医院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出台和药品价格的逐步放开，医疗费用可望下调。
故而，笔者以为，把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确认于医疗合同当中，使得医患双方的行为纳入合同规范的调整，这对于患者弱者地位的保障、医德的自我约束、医疗纠纷的减少，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医疗合同的具体立法思路
根据《合同法》第2条的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我们可以把医疗合同定义为：医疗合同是医疗机构、医师提供特殊的医疗技能、知识、技术为患者诊治疾病，患者支付医疗费的合同。
（一）医疗合同的性质和特征
关于医疗合同的性质，学说不一。有委任契约说、准委任契约说、雇佣契约说、承揽契约说等等[xiaheco2]。其实，医疗合同由于医生提供的服务的特殊性，和民法上的合同种类均有不同，国外的学说判例对此也有较大的分歧。日本学者的通说将其解释为准委任契约，判例上也将医疗合同视为“以进行适切诊断，适宜治疗行为为事务处理目的之委任契约”，而由于民法规定委任契约处理的事务以法律行为为限而医疗行为大都事实行为，故以准委任契约称之。在德国法及英美法系中，由于委任契约一般仅限于无偿委任，而医疗契约大部分为有偿契约，所以通说将其解为雇佣契约。
笔者认为，医疗合同是一种近似于委任合同的典型的无名合同，或可更直观地直接将其称作一种服务性合同，委任契约说、雇佣契约说及承揽契约说均存有难为周全之虞。
其一、根据我国合同法第399条规定，受托人应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为事务。而医疗合同中，患者对疾病的原因及症状多不明了，不可能对医师为委任事务的指示。并且，根据合同法第406条，委托人的注意义务依委托合同为有偿或无偿而不同，无偿的委托合同只有在委托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损害时才负赔偿责任。这种把医生应尽的注意义务和报酬相挂钩的做法与医学伦理简直格格不入。
其二、雇佣合同均为有偿，而且受雇人提供劳务必须绝对听从雇佣人的指示，受雇人罕有独立裁量的权利。而医疗合同由于其性质特殊，可以是无偿合同（如义诊），且医生对于治疗方法等均有自由裁量权，故而，将其认定为雇佣合同也似有不妥。
其三、根据《合同法》第251条的规定，承揽合同的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是工作成果，而不是工作过程或劳务、智力的支出过程。但医生的诊疗义务不以完全治愈病人病症为义务之履行，这与买卖等须交付物品、金钱等一定结果的结果债务有所分别。它只是一种依当时的医疗水准，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而适切实施医疗行为为内容的“手段债务”，二者有较大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那种以治愈疾病为给付报酬的条件的“包医”合同，②可以认定为承揽合同。
一般说来，医疗合同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1、缔约的强制性。意思自治作为契约法的基本原则为当事人双方一般性地享有，是否愿意缔结契约、与何人缔结契约、契约内容如何及以何种方式缔结契约，均应一本当事人之自由，医疗合同原也不应例外，但由于在医疗合同中，院方拥有专业性的医疗技术和设备而占据优势地位，患者通常对医疗技术和诊治过程知之甚少，为保障弱势一方缔约人的权益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杜绝医方的拒绝、推诿、见死不救等不良风气，即考虑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公共利益，各国的医事法一般都将医生的缔结契约行为规定为一项公法上的义务，以防止契约自由原则的利用结果演变为自由之滥用而将医疗合同主要设定为强制缔结的合同。对这种强制性的法理分析笔者持有不同于主流的观点，下文将予以阐述。
2、合同内容的不确定性和非结果性。医疗单位所提供的是一种高度专业的技术性服务，大多数患者对自身的疾病、病理、治疗方案等知之甚少，双方当事人在能力上显然是不对等的，患者在整个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只能基于对医生的信赖期待医生依其技能实施适当的诊疗以实现订约目的，故而医疗合同的具体内容一般需要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才能确定。当然，这种具体内容的不确定性仅是一种事前而非事后的不确定，且其并不能取消医患双方在合同中一些基本权利义务的相对确定。而且，医疗契约虽是以处理一定事务为目的的契约，但其债务并非是达成某种特定结果的“结果债务”，而是作为克服疾病手段来实施的手段债务。债务的是否如约履行的关键在于医生所实施的医疗行为是否适当，而不是以疾病的完全治愈与否为判断标准。
（五）医疗合同的形式
一般情况下，医疗服务合同没有书面或口头的合同形式，医患双方均是以其行为来表征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挂号单、手术单、住院登记表等即是行为的证明，据此可知，医疗合同是通过医患双方默示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双方当事人以书面的形式确认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情形。
（六）医疗合同的成立和生效
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问题亟待明确，医疗合同是如何订立的，即医疗合同中何者是要约方，何者是承诺方呢？按目前理论界的观点，多认为患方为要约方，即患者的挂号行为是要约行为，而医院的接受患者并予以治疗的行为是承诺。从表面上看，患者到医院求医，要求医院为其解除病痛，因此患者理应是要约方，医院是承诺方，即向病人承诺为其治疗。这一切似乎极符合要约与承诺的条件，但事实却不然。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这就在客观上要求要约的内容必须确定和完整，其中所谓“完整”是指要约的内容必须具有足以使合同成立的主要条件。[15]而患者的挂号行为能否满足这一要求呢？由于医疗行为的专业性，患者根本就无法估算出某一医疗行为的市场价值，因此也就无法提出价格条款。同时，他也无法知悉自己的病因，所以更无法确定对自己施以何种医疗行为（医疗合同标的），既然如此，将患者的挂号行为作为要约也就不能成立了。而恰恰相反，医院通过其开业行为向人们（潜在的病人）昭示自己的等级、医疗设备、特色，服务的质量和价格（如挂号费等），使得别人可以了解到自己能提供何种、何质的医疗服务以及收费的情况，它的这种昭示行为完全符合要约的条件。唯一可能受到质疑的一点是，医院的开业行为显然是针对不特定的人发出的，而按合同法的传统理论，要约是向特定的人发出的。其实，随着理论的发展，现代也将某些向不特定人发出的愿意缔约的意思表示作为要约，例如悬赏广告、船期表、商店的明码标价的行为等等普遍被认为是要约，此处关于医院开业行为要约性质的认定也就无可非议了。
第二，退一步说，即使患者可以提出一“完整而确定的”的要约，也不能将医院接受挂号的行为视为承诺，虽然这种行为符合承诺的条件。这是因为承诺本质上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义务，即受要约方对是否承诺享有选择权，但在实践中医院并没有这样的自由，这就是说，医院只能接受要约而不能拒绝要约，这显然背离了承诺的本来意义。诚然，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公法上对医方这种承诺的自由予以一定的约束，从而导致其选择权的丧失，笔者以为这种解释过于牵强，对医患之间角色的合理定位（即医方为要约方而患方为承诺方）而自然导致的对医方缔约的强制性显然在法理上更能令人信服，实践中已有一些国家的相关立法规定，公共服务设施和事业的设定，本身就是向社会公众发出要约。
所以，笔者认为：按照《合同法》25、26条的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所以，在医患双方缔约的基本过程中，医院为要约方，患者到医院挂号为承诺，医患双方合同关系成立于患者挂号时，医院向患者发出挂号单即为承诺到达要约人的一种证明，又依《合同法》44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医疗合同于成立时生效。医患双方均应按约定时间履行自己的义务，病员未如期前往接受诊治和医生拒绝治疗均构成违约。同时，鉴于医疗合同性质的特殊，对医患双方的违约责任的科处也理应有所区别，处于弱势地位的患方的权益须得到更多的保障，针对前一情形，患方无权就同一挂号单要求医方履行诊治义务并丧失挂号费用的返还请求权，而后一种情形，患方得对医方提起违约之诉或侵权之诉并请求赔偿。
二、余论：医疗合同立法技术的若干问题
我国《合同法》并没有把医疗合同规定为有名合同，所以它充其量也只能称是一类典型的无名合同，随着实际应用的泛化，在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医疗格式合同。其实，在法律进化的角度看来，把一种典型的生活事实定性为无名合同实属消极的作法，并没有实在地解决问题，我们应当尝试努力引导立法使其成为一类典型的有名合同。
思路一：考虑在我国的统一的《合同法》中增设“医疗合同”一节，并在民法典制定之际，将它作为《合同法》的修订部分纳入整个民法典的综合体系当中。同时可由有关部门提供规范、完整的医疗定式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减少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不公平现象，既保护患者的利益，又不妨碍医学的进步。
思路二：制定综合性的《医事法》。《医事法》是调整医疗关系的法律，它是一部公法和私法、实体法和程序法合体的综合性法律，从公法上看包括对医疗行业的行政管理和对医事犯罪的刑事制裁两部分内容，从私法上看主要是对医患关系（医疗合同关系）的民事法律调整。这样是将医疗合同纳入《医事法》的范畴而不再进行单行立法。
对纠纷的本源遏制并不等于完全杜绝，更何况医疗合同体制的创设还需要其它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持。解决医疗纠纷严格上讲是一个强调综合治理的制度性防范问题。目前，作为医疗纠纷解决最主要法律依据的新《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数易其稿仍未出台无疑反应了这一过程的艰巨和复杂，且反复斟酌草案内容，其间漏洞的昭然若揭令人匪夷所思：《办法》充其量只能算是行政法规，效力层次偏低，用其来处理有关公民的人身、财产权问题显然违反了我国《立法法》的规定；问题百出的医疗鉴定体制根本不是单凭一两个法医的介入就可以克服其痼疾的，人数的劣势是扭转这种一言堂局面的一大障碍，唯感欣慰的是，医疗实践中开始有地方为增强鉴定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广邀政府、新闻、法学界人事参加，这种有益的探索对鉴定的科学化、民主化意义不菲，而且，仅限于医学界的参与显然范围过窄；《办法》（意见稿）第四条对医疗风险投保有作规定，但具体的操作却未见下文；赔偿标准仍然偏低；医务人员造成医疗事故时缺乏完善的制度予以追究等等。前述诸问题由于不是本文论证的重点，在此笔者不予赘述。这些制度的建构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故此，我们只有坚持标本兼治、戒骄戒躁，才有可能真正地遏制医疗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