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徘徊在习俗与法律之间

　　最近一篇名为《婚姻不应是父母的“买卖”》的帖子引起人们热议：“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庭的事”。男方要下聘礼、女方要出嫁妆，与家长在观念上的冲突，让如今的80后深感困惑，长辈对习俗究竟为何如此坚持？传统习俗与当代婚姻究竟该如何取舍呢？现行法律如何处理越来越多的彩礼纠纷呢？

　　今年27岁的张先生和女友宋小姐近日结缘。虽然对于聘礼双方家长都没有异议，但却在女方的嫁妆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张先生的父亲介绍，按照老家习俗，男方如果出了10万元的聘礼，那么女方的嫁妆就是10万的两倍以上，老家的习俗是女方的嫁妆越多在婆家的地位越高。但宋小姐的母亲表示，老家习俗是，女方的嫁妆只是床上用品，而且嫁妆越少在婆家地位才越高。

　　这样的习俗差异和矛盾，导致民间彩礼纠纷激增。

　　不久前，在《非诚勿扰》节目中找到结婚对象的孙某谈及婚嫁时突然悔婚，24岁的浙江人鄂某要求其返还30万元宝马车。

　　法院审理认为，鄂某在此基础上为孙某购买的宝马车属贵重物品，与恋爱期间男女朋友赠送的一般性礼物有区别，具备彩礼性质。因宝马车已登记在孙某名下，从车辆价值及使用时间等，法院酌情判处孙某返还鄂某大部分车款。

　　有专家认为：调查表明近年来因为彩礼发生的离婚、财产纠纷、伤害事件呈上升趋势。经由彩礼纠纷等个案，习俗也不可避免地进入司法领域，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裁判的过程和结果。

　　案例

　　深圳：一起非典型婚礼纠纷

　　2010年12月初，康某的父亲和严某的母亲在公园“相亲角”相遇，互留电话便于子女联系。2010年12月7日，康某与严某见面后始正式交往。

　　康某称，恋爱时严某常说工作苦，望康某在经济上支持她。因此自2011年2月起，康某通过现金存入、银行转账等方式给了严某33万元。2011年7月，严某与康某商量后辞职。当年11月，双方为筹备婚事发生纠纷，最终分手。

　　2011年11月28日，康某向法院起诉要求严某返还恋爱期间的财产40.9万元。康某称上述钱款系严某主动索要，当时考虑到严某愿意与自己结婚，才将钱款交付给了她。此外2011年1月至9月，自己还将工资卡交与严某掌管，卡上有资金3.6万元，后也被严某提取，加上其他交付给严某的现金7万元，共计40.9万元。

　　法庭上，严某否认掌管过康某的工资卡，更没有收到过康某的其他现金，但坦言康某确实给了自己33万元。严某表示33万元中的一部分已在恋爱期间消费，其余是对自己离职自愿补偿。恋爱期间康某曾承诺结婚后由他来承担全部家用，自己才辞职。严某声称导致双方分手主要是康某隐瞒了他的病情，使得她感情上受到了欺骗。

　　法院审理后认为，在康和严恋爱期间，康某将33万元钱款交付给严叶，对此双方均确认无疑。康某将巨额钱款转账至严某名下，目的是为了与严某结婚。现双方因故终止了恋爱关系，严木继续占有争议钱款则没有法律依据。鉴于双方在恋爱关系存续期间，吃用消费开支较大，且严某从原单位辞职一事确与康某作过商量，考虑到严某现待业在家状况，法院酌定严某应当返还上述钱款的70%；康某要求返还工资卡内资金及其他现金缺乏事实依据，遂法院作出以上判决。

　　观点

　　婚姻索取物应与退还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男女双方在恋爱过程中的日常开销也越来越大，恋爱成本在逐步的增加。如果双方最终没能够结合，恋爱期间有一笔不小的开支。

　　关于恋爱期间的财产赠与认定有三种：1。彩礼；2。婚前赠与财产：如赠与房、车、首饰、衣服等财物；3。互赠小礼物，礼尚往来。通常，法院遇到的类似于本案的恋爱期间的赠与纠纷诉讼会比较多。一般在遇到这些事时，关键点就在于要区分这些开支是否同于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性质。如果是属于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性质，就需要返还。

　　另外，法律规定，按照民间习俗收受的彩礼，当事人请求返还的，如果双方未办理登记手续，或者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法院应该支持。如果不同于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性质，又不是彩礼，那么从法律上来讲就不应该返还。比如婚前赠与的财产、婚前互赠的小礼物，即使当事人没有缔结为婚姻关系，也是不能通过法律手段强行索回的。

　　由此可见，除了借婚姻索取财物或者按照当地习俗收受的彩礼外，恋爱期间双方互赠的财产、礼物是不用返还的。

　　并非赠与都是“彩礼”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彩礼”的含义有严格的限制，并非赠与都可称之为彩礼。根据上海高院关于适用最高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若干问题的解答（二）中对彩礼的规定：“彩礼”，具有严格的针对性，必须是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为了最终缔结婚姻关系，不得已而为给付的，其具有明显的风俗性。因此，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诉请返还彩礼的条件，应当首先根据双方或收受钱款一方所在地的当地实际及个案情况，确定是否存在必须给付彩礼方能缔结婚姻关系的风俗习惯，否则只能按照赠与进行处理。

　　关于婚约的效力，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认为订立婚约是结婚的一个阶段，但不认为婚约是一种契约之债，所以当一方不履行婚约时，另一方不得提起履行婚约之诉，也不得追究违约责任。婚约不是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一方毁约的，对方不能提起履行婚约之诉，也不能要求毁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彩礼的给付。

　　根据上述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区分彩礼与赠与，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1、赠与对方财产性利益时是否基于当地的风俗。

　　2、是否是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

　　3、财产性利益是否为不得已而给付的

　　而婚前赠与可以分为婚前附属条件的赠与和婚前不附条件的赠与。婚前附条件的赠与是指以缔结婚姻目的为前提条件而向对方赠与，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婚姻关系无法缔结，即使赠与的财产性利益已经交付给对方，赠与的一方仍然可以要求返还。但婚前不附条件的赠与恰恰相反，一旦财产性权益已经交付便不能要求返还。

　　背景

　　彩礼导致纠纷增加

　　彩礼，地方称为聘礼、纳彩等，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种婚嫁风俗。在不少地方，为了给付彩礼而举家债台高筑，造成了极其沉重的经济负担。正因为如此，不少夫妻离婚、恋人分手时，对彩礼是否应当返还存在争议。当年，最高法院一个相关司法解释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最难统一的就是彩礼是否应当返还问题。

　　近年来，结婚彩礼从农村“发展”到了城市，彩礼产生财产纠纷多了，一些地区基层法院上升了数倍。有专家认为：理解结婚彩礼民间习俗至关重要。社会有序是因为有规则，但民间宁静并非因为有法律，而是有着自己认可的、自生自发的秩序规则习俗。司法者不能轻率地站在彩礼方的对立角色，当然，司法者也不能为了迎合彩礼习俗而丧失国家代言人的立场。彩礼纠纷解决与秩序的维护需要在国家法律和习俗之间取得平衡。法律主导民间习俗是必然趋势，但也是渐进的过程。它需要逐步吸收、同化习俗，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最终确立主导地位，因此，在习俗力量足够强大的情况下，一味地强调法律与政策是不合时宜的。这就需要司法者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一方面要兼顾习俗滋养的地方情感，一方面要明确宣告法律世界里的纠纷处理方式，逐步促使乡民习惯两套话语体系，习惯法律世界和习俗世界的并存。（文英周和曲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