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公益性的医患纠纷调处NGO组织在京出现

　　近年来，各地涌现的第三方医患纠纷调处机构为解决医患矛盾、缓和医患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期，不要政府出资、具有公益性质的民间第三方调处机构也在北京出现。法学界人士认为，末端治理固然重要，当务之急是推进应有的立法，明确在医疗体系中相关机构的权利义务分配。

　　北京市8家公立医院牵手民间第三方机构调处医患纠纷

　　4月10日，北京首家医患纠纷调处NGO组织----京翰医患纠纷调解与法律援助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与丰台区医学会签署医患关系协作处理协议，并与区内8家医疗机构启动合作，将中心作为本医院解决医疗纠纷的常规调解渠道。

　　丰台区的一组数据能很好地反映出北京医疗资源紧张的现实。丰台区常住人口230万，户籍人口140万。区域内有4家三级医院，其中1家传染病医院、1家康复医院；二级医院有6家。此次民间组织与医院的合作离不开丰台区卫生局的推动。丰台区卫生局副局长肖立新表示：“医患和谐并非一日之功，需要各方努力。这种合作有助于建立和谐医患关系。”

　　北京市丰台区医学会从2002年开始开展医疗事故技术鉴定，12年来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共完成医疗事故技术鉴定241例，这其中最终被定性为各级医疗事故的仅11例，不足5%。

　　丰台区医学会主任李志新认为，在现有纠纷处理渠道内，往往由于过度强调技术，忽略了患方的心理感受及其他各种伤害、损失，导致患方大多对鉴定结论不满意。部分患者在不懂医、不懂法的情况下盲目走上了法律诉讼的漫漫长路，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及其他社会资源的浪费，也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隐患。“实践证明，面对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医患双方都希望有更多的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和渠道维护各自的合法权利，维护医疗机构的就医环境，使本不丰富的医疗资源得到优化利用，最终造福广大患者。”

　　民间第三方医患纠纷调处机制更具公益性和独特性

　　据了解，目前，各地医患纠纷调解主要有4类渠道：医院内部的医患纠纷处置机构、司法与卫生行政机关联合成立的医调委、司法机关下属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法院。

　　医院内部的处置机构、人民调解和法院诉讼，这些传统渠道调解医患纠纷，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近年来随着医患矛盾的多发，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倡导下，各地陆续成立了“医调委”，作为独立于医院和患者双方的第三方调解机构，这些机构普遍由行政部门牵头，政府出资，定编制、定办公地点，给予相对稳定的经济保障。

　　京翰中心这种资金来自于民间、不占政府编制的民间第三方机构，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业内人士认为，其区别于以上4种渠道，除了专业性和高效外，最大的特点是公益性和独立性。

　　作为北京首家医患纠纷调解NGO组织，京翰医患纠纷调解与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2013年11月，是以北京市京翰律师事务所医药事业部为基础，由专业从事涉医药类法律业务的律师和具有法律、医学、管理方面知识的专家、学者和相关领域的志愿者组成的具有公益性的民间组织。目标是缓和医患矛盾，积极引导医患双方合法维权。中心开展日常咨询、医患纠纷调处、医患关系学术研究等层面工作。

　　中心主任张文生律师表示，中心自成立以来，接受日常咨询200余件，其中电话咨询120余件，见面咨询80余件。中心即将在北京市丰台区慈善基金会设立冠名专项公益基金，解决经费的长期来源。

　　中心创立的提议人之一，北京市丰台区政协常委王德文认为，京翰医患纠纷调解与法律援助中心，既不增加政府行政性支出，又独立于体制内的4种渠道，同时在制度设计上有监督机制，是一种创新。

　　出席签约仪式的丰台区司法局副局长肖斌表示：“中心的成立具有开拓创新意义。中心的民间第三方身份有利于为患方、医方、相关行政机关服务时保持客观中立，切实发挥法律作用。”

　　从前端尽快完善医疗相关立法

　　从事卫生立法研究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董文勇教授认为，医患矛盾是社会矛盾在医患领域的表现。第三方调处这种末端治理手段非常有必要，但是体制的改善分量更重。如果建立很好的法律制度，对医患的权力进行合理的划分，进行风险的制度防范，一旦出现矛盾，就能够合理、有效地解决这种矛盾。如果前端没有很好地规范，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矛盾，并把大量的矛盾抛给了下游，产生诉讼和调解，甚至导致后端的处置缺乏效率甚至无效。

　　“当前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立法非常滞后，现有法律多数是关注公共卫生的，在医疗服务立法方面十分欠缺，医疗纠纷多发与此有很大关系，比如现有法律不足以规范卫生人员的行为，目前仅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执业医师法》，但是这两部法律对医患服务双方的权利规范非常有限。应该尽快制定医疗服务法，规定常规医疗服务行为和紧急医疗服务行为。

　　董文勇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卫生基本立法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卫生基本法框定政府与医疗机构的关系、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的关系、政府与医务人员的关系、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的关系，以及医疗服务、医疗保障等不同层面、不同环节的关系，从框架上、基础上、宏观环境上为改善医患关系奠定基础。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民间和官方的共同努力，医疗纠纷问题未来才能够减少，整个医疗体系才能够实现一个善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