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区域合作需破除“意大利面碗”效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化成为主流趋势之一，目前95%以上的WTO成员国都签署了1个以上的区域贸易协定。随着多哈回合陷入困境，包括自由贸易协定、经济一体化协定、关税同盟、优惠贸易协定等机制在内的区域一体化勃兴一时。

　　外交部长王毅在不久前的“蓝厅论坛”上表示，APEC是当今亚太地区各类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先驱，成立25年来，成员从12个扩大到21个，是亚太地区覆盖面最广、代表性最强、级别最高的合作机制。

　　1994年，APEC设立了“茂物目标”，即APEC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分别于2010年和2020年实现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尽管这一目标没有量化指标，也不具强约束力，但通过各种单边和双边以及区域性合作机制，《茂物宣言》发表20年以来，亚太地区平均关税水平下降了12%，区域总贸易额增长了7倍，商业和投资环境日趋改善，地区经济保持了多年较快增长，对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围绕“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这一主题，2014年APEC会议的一个核心议题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今年APEC会议把实质性推进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制订了《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FTAAP如果能建成，将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自由贸易安排，有望从根本上解决亚太地区各种类型自由贸易区引发的“意大利面碗”效应。

　　亚太区域合作错综复杂

　　人们在谈及亚太区域内众多不同规则的区域合作机制时，往往使用“意大利面碗”这个词。该词源于美国经济学家巴格沃蒂1995年出版的《美国贸易政策》一书，指在各种FTA（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RTA（区域贸易协定）中，不同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就像意大利面条一般混乱地绞在一起。

　　例如，欧盟现在只将最惠国待遇适用于少数国家，因此其他国家依据WTO的“最惠国待遇”就成了“最差国待遇”，基于“最惠国待遇”的关税率实际上成为了“条件最差”的关税率。因此，人们呼吁亚太经济体“不能互相踩脚，甚至互相抵消”，要防止出现“意大利面碗”效应。

　　目前，亚太地区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域合作机制相对削弱了APEC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包括东盟+中日韩（10+3）、日本主推的东盟+中日韩印澳新（10+6）、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及2011年东盟峰会所通过的REC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在内的主要机制，标准、水平、内容、规则不相同，有的成员方同时面临多重贸易规则。

　　“这种泛滥的区域集团交错重叠，增加了维护和经营成本；对区域外国家歧视，挑战WTO多边体制的透明度规则；过多考虑政治安全等非经济因素使得其经济效应难以充分体现。”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委员全毅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目前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已加入TPP，这12个经济体的GDP总量达到APEC国家总量的70%以上，占世界GDP总量的38%，全球贸易的26%。

　　“美国希望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打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美国最担心东亚区域出现像欧盟那样与之抗衡的地区力量，如东盟的‘10+3’机制。”全毅说，TPP将对中国的区域合作战略产生巨大挑战，并增加亚太区域一体化的阻力。亚洲贸易一体化的架构顺从货币贸易，市场与地缘才是该地区生产分工的驱动力。典型做法是跨国公司在区域内进口大量中间品，并出口大量制成品。而TPP则没有包括在东亚生产分工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中国，这会促使中间品生产商和最终品制造商把生产和组装工序由TPP外移至TPP内，并破坏目前亚洲与美国已经形成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

　　“草绳”变“钢筋”：加固亚太区域合作

　　不像欧盟、北美地区有统一的自贸协定，亚太地区因为地域范围广、经济发展差异大等因素制约，既有日本、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东南亚地区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此，APEC主要成员方关于FTAAP的指导理念和路径偏好各异，中短期内可能难以就其建设具体路径达成一致。区域贸易协议更有包容性、透明度，才能满足区域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的要求。既照顾到发达经济体的高标准要求，同时也兼顾发展中经济体的现实条件，这种积极而务实的态度，值得未来FTAAP吸纳。

　　本届会议提出“面向未来”，一方面是肯定和坚持推进亚太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最终实现亚太自贸区；另一方面提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务实合作措施，积极推动制定《APEC互联互通蓝图》。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有关APEC互联互通问题上关心重点不同——前者更关心制度的互联互通，后者更关心硬件的互联互通。

　　全毅认为，中国的策略在于扩大投资和贸易领域的市场准入谈判，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原产地贸易规则，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加强海洋经济合作，加强标准一致化，减少非关税壁垒等提高自贸区规则标准，加强双边互联互通措施和物流合作，完善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机制。中国还需协调好与日韩的关系，三国已于2011年达成三边投资协定，中韩、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已启动。而RCEP既是中国周边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经济依托。

　　“中国应该将新规则谈判作为深化改革的催化剂和杠杆，分析和确立在新规则谈判中的利益，有效保留合理的监管权力，寻求权利和义务的新平衡。”全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