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合同法》“约定不明确视为不支付利息”的条文之缺陷

　　《合同法》第2ll条第l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笔者认为，此规定不利于培育信用至上的全民意识和社会道德，存在一定的缺陷。按照字面分析和逻辑推理，对“约定不明确”的理解，包括两层含义：一、双方进行了约定；二、约定的内容有争议，处于不明确的状态。对利息有过约定这一前提是毫无疑义的。立法机关作出这样的选择，固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本条作为裁判上的依据，存在着弊端。有必要思考以下问题：什么是相关问题以前适用的规则？执行目前条文引起的弊端是什么？如何避免、弥补由此产生的缺陷？

　　在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上，《合同法》虽然具有一定的公法意义，但在本质上以私权为中心，属私法范畴。法理上，本条有违私法的基本理念：立法技术上，与总则的原则有冲突，违背法律作为整体的一致性：司法实践中，为债务人对自己违背诺言的行为提供了法定的抗辩事由，使法律所要体现的良好道德秩序受到冲击，降低社会的信用度。因此，从理论上对该条文重新加以审视和论证，不仅必要，亦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合同法》实施前同类问题的适用依据

　　《合同法》实施以前，司法过程中对利息约定不明的案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l、《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4条“借款双方因利率发生争议，如果约定不明，又不能证明的，可以比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2、《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8条“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以参照本意见第6条规定计息”。第6条“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

　　最高法院对利息约定不明的案件，《合同法》实施前意见明确，即债务人应当支付利息。经过十多年的实践，理论界、实务界积累总结了大量成功的司法经验，效用已为实践所证实，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司法实践为法律的完善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信息，立法时充分考虑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予以重视。美国著名法官霍姆斯有句名言，“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1]过去的经验指明了未来的方向。我国本来可以以《合同法》的制定为契机，通过立法程序对最高法院的解释加以法律化，但却为了保护债务人的利益等因素而否定，就能够为立法机关提供参考的丰富的司法经验总结而言，立法机关的选择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二、现行法律条文的弊端

　　（一）有悖于《合同法》立法指导思想

　　《合同法》第l条规定了“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立法指导思想，是用以指导立法和司法活动的思想理论体系，即立法宗旨，是制定和执行法律的出发点和依据，贯穿整个立法、司法过程中。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首要立法目的，以实现物的最高价值和最大利益。而第2ll条与意思自治和社会正义相矛盾，不符合债务人信用不高的国情，与市场经济追求合理利益的导向不一致，有悖于《合同法》立法指导思想。

　　（二）有违私法契约自由、诚实信用的原则

　　借款合同属私法领域的民事法律行为，为了适应社会急速变化和复杂化的需要，各国在私法实体法中普遍确立了“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原则。意思自治要求债权契约基本上应予自由，对合同的内容、履行方式和期限等事项由当事人自主协商，不宜由外力加以干涉和限制。法的正义性要求立法从全面干预向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观念转变。只有当事人彼此都接受双方同意的契约的约束，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唯一现实选择。[2]诚信原则由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准则，要求当事人在交易中恪守信用，以诚实、善意的态度行使权利，双方应对他方根据善良与公平原则全面履行自己约定的义务，不欺诈和损人利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