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广场舞立法找准了解决问题的“七寸”

　　近日，由合肥市法制办发布的《城市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区政府可以在不影响城市交通、环境卫生和居民生活的前提下，划定一定区域，供市民进行健身需要。《意见稿》规定，市民进行集体性健身活动应当遵守规范，在指定区域内按照要求进行，保持活动场所及周边环境卫生整洁。而有音乐伴奏的活动，应当按照规定控制活动时段和音量，不影响居民生活。

　　广场舞引发的纠纷，可以看作是权利边界之争。一边是群众体育和健身的需要，另一边则是安静的环境需要，由此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有升级之势，从泼粪相抗到朝天鸣枪，从高空抛物到高声干扰，由此引起的全武行和肢体冲突，也不在少数。一些地方有创新的暴走式广场舞，更是对交通通行带来了干扰。可以说，作为社会公共空间管理的一个范畴，如何规范和管理广场舞，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与勇气。

　　前段时间有两个新闻，一个是中国大妈在美国广场跳广场舞引来了警察的驱逐，另一个则是中国大叔在广场上高声唱歌引来了警察。在讲求安静与秩序的国外，任何出格的行为都将视为对公共秩序的破坏，轻者会被批评教育，重则会因此受到治安处罚。在国内，广场舞作为一种群众性活动，因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因，更多的靠的是民间的自我管理和规范。然而，诸多事例已经说明，若公共管理没有发挥作用，相应的制度规范没能明确，任何公共场所的活动若不受到限制，就可能带来巨大的破坏力。广场舞的“噪声扰民”的问题，也不能始终不得到解决，否则其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诱因。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广场舞之所以难以治理，还在于缺乏相应的规则作为基础。现行的管理困局在于，一方面是管理主体多元，“九龙治水”之下没有明确的执法主体，从城管到公安再到环保，每个部门之间的职能有交叉也有重合，如何明确一个责任主体，需要立法赋予；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自1997年实施以来，对于防治城市噪声污染起着了重要的作用。不过，由于法律规定的过于宽泛，未能事无巨细一包到底，就需要地方立法给予配套。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得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管理，特别是在公共场所开展的健身、娱乐等污染治理上有些失之过软。

　　同时，管理好广场舞还需要堵疏结合，还得靠公共管理机构更多的作为与担当，比如划定合理的区域，给广场舞者提供最基本的场地需求，比如加强宣传和教育，提高每个人的公共空间意识，比如提供公共音乐服务，从而达到噪声的可防可控。同时，要加大噪声执法的力度和巡查，对于屡教不改的行为，依照相关法律进行处罚。总之，对于广场舞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寄望于自我调整和约束，必须发挥公共管理的主体作用，合理引导民间自我管理的提升，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不过，要让公共管理更有作为，就必须对其赋权和确责，实现责权利的统一，如此才能真正避免“无法可依”的管理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