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抗辩权提供担保的条件是什么

　　（一）双方当事人因同一双务合同而互负债务。在双务合同中，一方承担合同债务的目的，通常是为了取得对方当事人的对待履行，这就使双务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债务具有对等性，即一方的权利是另一方的义务，反之亦然。

　　（二）负有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才能享有不安抗辩权。由于权利人依照合同约定先履行义务有可能要面临对待履行不能实现的风险，当这种风险即将成为现实时，法律赋予先履行一方中止履行合同的权利，因此不安抗辩权的“不安”是立足于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的合同期待权，保障交易的安全性。

　　（三）先履行的一方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后给付义务人的履行能力明显降低，有不能对待给付的现实危险。“履行能力明显降低”是指对方经营严重恶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丧失商业信誉等情形导致其有可能无法履行合同而不能对待给付的现实危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实危险”的事实应当发生在订立合同之后，否则，法律没有必要对在订立合同时就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上述事实存在的当事人给予特别保护。

　　为了防止当事人滥用不安抗辩权，先履行合同的一方必须承担举证义务，先履行合同的一方必须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对方有法律所规定的不能对待给付的情形，而不能凭空推测或根据主观臆想而断定对方不能或不会对待履行，缺乏确切证据证明对方履行能力降低而单方中止合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不安抗辩权是指双方合同成立后，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先履行的一方有确切证据表明另一方丧失履行债务能力时，在对方没有恢复履行能力或者没有提供担保之前，有权中止履行合同的权利。规定不安抗辩权是为了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借合同进行欺诈，促使对方履行义务。

　　不安抗辩权制度并不是纯粹的法律逻辑的产物。它能在大陆法上产生和发展，并为众多国家合同立法所采纳，甚至对各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重要的原因并不在于它有理论上的合理性，而在于它在实践中的积极意义以及它与立法者所希望的借合同法张扬的价值目标的契合。

　　公平性原则的要求

　　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双务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均非同时进行，双方当事人履行义务的期限也往往不一致，往往会约定一方先履行给付。任何一方当事人总是期望签约后对方届时履行合同，但是由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瞬息万变，在合同有效订立到合同履行的期限内，会出现许多不可预见的情况，这些情况很可能使得合同在今后无法履行或难以履行。面对种种极具现实可能性的巨大的违约威胁，任何先履行一方都不会愿意坐以待毙，把自己的重大经济利益交给变幻莫测的未来；而恰恰相反，为了自己的利益或避免损失的扩大，他们总会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和解决，但传统的合同法给予他们的空间和余地实在太窄了，于是不安抗辩权作为平衡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的一种预防措施应运而生。不安抗辩权使先履行一方避免了那种于他极端不利的地位，使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致失衡，使公平原则在合同关系从成立到消灭的各个阶段均得以贯彻，让先履行方获得相应的救济手段。

　　效益性原则的要求

　　法律经济学理论认为，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追求效率最大化和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贯彻不安抗辩权制度，就能使社会损失降低到较小限度。在后履行方出现不能履约的可能时，如果不采取不安抗辩权制度，先为给付方只能按有效合同对待，并在履行期限届满前依约履行。很明显，所有的一切支出，完全有可能因对方的最终不履行行为成为不必要，这就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相反，如果采取不安抗辩权制度，先为给付方就有权及时从合同中解脱出来，并通过其他措施，防止情况的进一步恶化，从而使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抗辩权是一种防御性而非攻击性的权利。只有一方当事人行使请求权，另一方当事人才可能对此进行抗辩，否则“对抗”就无从谈起。

　　比如同时履行抗辩权，《德国民法典》第三百二十六条规定：“因双务契约而负担债务者，在他方当事人未为对待给付之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但自己有先为给付的义务者，不在此限。”《日本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也规定：“双务契约当事人的一方，于相对人履行其债务前，可以拒绝履行自己的债务。但是，相对人的债务不在清偿期时，不在此限。”台湾地区民法典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因契约互负债务者，于他方当事人未为对待给付前，得拒绝自己之给付；但自己有先为给付之义务者，不在此限。”我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从以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可以看出，只有在负有同时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请求履行时，另一方才可行使抗辩权拒绝履行自己的债务，否则就不能行使抗辩权。再比如时效完成抗辩权，台湾地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时效完成后，义务人可以拒绝给付。”我国正在制定的民法典的学者建议稿中也有类似的规定。这里，“义务人可以拒绝给付”，是以“时效期限届满”，权利人请求给付为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请求”，那么就没有“拒绝”即抗辩可言。因此，抗辩权永远都是消极的、被动的，其作用主要在于防御，而不是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