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弟学校的另一面

　　打工子弟学校的困境并非一天两天。起码在十年前就有学者开始重视该领域，民间慈善力量的关注更是从未间断。

　　比陈*旭早六年，笔名“肉唐-僧”的专栏作家徐*戎就到这类学校考察过。当时他在一家网站工作，请了一位校长做在线访谈，校长的拳拳爱心十分感人，随后网站发起了募捐。

　　徐*戎的任务是把募到的钱发到学生手上。而校长则希望钱汇到学校账户上。同大部分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家庭式经营一样，该校管理财务的负责人就是校长的妻子，而校长本人就是学校投资人。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争执，最后徐*戎坚持了他的做法。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徐*戎遇到了困难，大部分孩子随打工的父母住在窝棚里，并没有门牌号。徐*戎于是通过邮局将钱汇到学校地址，再写明转给哪个学生。

　　但后来他发现，校方并没有把汇款单转给学生，这些钱都逾期退了回来。他心中浮起一个疑问：“校方真的是为孩子好吗？”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宽一直担心一个状况：当地方政府将打工子弟教育完全甩给市场之后，失去监管、一心逐利的民办学校是否也会像民营医院那样，演变成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

　　于是在2008年到2010年间，他带领一个调查团队在北京上海两地展开了对1000个学生的跟踪研究。研究的结论至少部分证实了他的担忧，“越是教学条件恶劣，越是能博得同情，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捐助，民办学校落入了恶性循环。”

　　因为是盈利性办学，这些学校通常一个学期收800元左右的学费，食堂和小卖部一般都由校长的亲属经营。郭*宽调查团队还发现，一些位于学校附近的游戏机厅也由学校投资方开设。

　　在盈利冲动驱使下，很多时候社会的慈善帮扶力量被校方截留，学生无法真正获益。

　　王春-华现在是北京地区慈善组织“农民之子”的工作人员，她曾经在北京-华奥学校当过语文老师，在工作三年期间，她发现社会给学生的捐款被校方签字冒领的情况多次出现。有一次，她班上一个学生没有领到钱，王春-华向学校讨要多次，最后副校长才极不情愿地将这160元还给学生。

　　2009年陈*旭在学校拍片的时候，和学校办学者有很多接触。这是一所由河南人开办的学校，父子三人家庭操办，陈*旭习惯称呼这些人为“老板”，而不是“校长”。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完全不把教育当回事。学校接受了大量社会捐助的物资，小到乒乓球、铅笔盒，大到风扇、二手电脑，有的低价卖给别人，有的由家庭自己使用，最终都未到达学生手上。

　　郭*宽则注意到一位办学者，“他在记者面前讲述自己白手起家的办学经历和在京打工子弟读书的辛酸，曾经让很多人感动落泪，而近两年，他回老家投资办贵族幼儿园，一次性投资超过3000万。”这一说法南方周末记者在向其他业内人士求证中获得证实。类似的创富传奇亦非孤例。

　　2007年，南都基金会启动“新公民学校计划”，当时准备出资200万元接管民办学校，最终应者寥寥。“因为办学有盈利空间，如果按我们的设想改造成非营利的公益学校，对投资办学者无疑是一笔损失。”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分析。

　　但是在拆迁议题中，学校通常在媒体上把自己塑造成弱势群体，而其追逐利益的一面往往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