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价格改革开始的？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指出，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1979年和1980年降低10%一15%，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一定要保证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不下降。粮食销价一律不动；群众生活必需的其他农产品的销价，也要坚决保持稳定；某些必须提价的，要给予消费者以适当补贴。

　　在党的全会上，这样具体提出调价品种、调价幅度。提出明确要求的。在我党历史上尚属首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务院在物价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对长期积累下来的不合理价格，有重点地、分期分批地进行了积极而又慎重的调整和改革，取得了显著效果。

　　（1）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从1979年起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等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和油料还扩大了超购加价的幅度，由加价30%扩大为50%，对棉花超购部分。开始实行30%的加价奖励。这样，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包括粮、油、棉超购加价在内平均提高幅度为25.7%，其中粮食收购价格提高30.5%，油脂油料提高38.7%，棉花提高25%。1979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比上年提高22.1%。按全年计算，农民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中增加收人984亿元，包括议价共计为10.3亿元。1980年，国家再次提高了棉花收购价格，全国平均提高幅度为10%，原来实行的超购加价30%和北方棉区补贴5%的办法继续实行。1981年国家决定将大豆的收购价格提高刮超购加价水平，即提高50%，取消大豆超购加价办法，同时取消大豆征购基数。此外，再次统一提高了豆油、烤烟、南方木材和毛竹等的收购价格。1979—1981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幅度之大，超过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任何一个时期。1950—1978年的28年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共提高了117.4%，平均每年递增28%，而1779—1981年提高了38.5%，平均每年递增11.4%，扭转了农产品价格长期偏低的状况。由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牌价和超购加价幅度，加上议价品种范围扩大，农民出售农副产品，1981年比1978年增加收益约204亿元。

　　（2）提高八类主要副食品销售价格。为解决副食品购销价格倒挂问题，国务院决定从1979年11月1日起，适当提高猪肉、牛肉、羊肉、禽、蛋、水产品、蔬菜、牛奶等八类主要副食品的销售价格，以这些副食品为原料的加工产品也适当提高销售价格。这样就使商业部门在合理经营条件下，能做到保本有利，又遏制了投机活动。在提高副食品销价的同列，给全国每个职工（包括学徒工和退休职工）每月补贴5元，在纯牧业县（旗）工作的职工，因为肉类消费较多，每月补贴8元。

　　（3）调整部分重工业品出厂价格和交通运输价格。1979年统配煤矿的煤炭出厂价格平均提高32%，初步扭转了煤炭部门亏损的局面，支持了煤炭生产的发展。从1983年起，对开滦等22个统配煤矿实行超产煤炭加价。凡1982年实际产量超过核定能力部分，可在现行价格基础上加价25%；以后年度的产量比1982年实际产量再增产的部分，可在现行价格基础上加价50%。煤炭提价和实行超产加价，对煤炭工业的发展和能源的节约使用，都起了积极作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979—1984年期间，随着煤炭出厂价格的提高，国家陆续提高了铁矿石、焦炭、生铁、钢锭、钢坯、部分钢材、有色金属、水泥、平板玻璃等矿产品和原材料的出厂价格，同时降低了汽车、通用机械和配件、仪器仪表、量具、刃具等加工工业产品的价格，从而缩小了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同加工工业产品的比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重工业内部产品比价突出不合理的矛盾。使价格逐步趋向合理。从1984年开始，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实行了双轨制。企业自销和超产部分上下浮动20%。1985年又取消了20%的限制。从1982年8月1日起，提高了铁路短途运价和水运运价。

　　（4）调整部分轻纺工业品价格。从1981年11月18日起，国家降低了涤棉布价格，同时提高了部分烟酒价格。从1983年1月20日起。国家提高了纯棉布价格，再次降低了涤棉布价格，使二者的比价由l：2.4缩小到1：1.4。促进了纯棉布的生产，改变了涤棉布的积压状况。

　　（5）放开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1985年放开猪价和大中城市菜价，调整农村粮价。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最初阶段，价格改革就起了步。因此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价格改革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