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改革红利”？

　　7月2日，政策指出：“目前财政有大量存量资金，有些闲置已久，必须用起来。一定要把“睡”在账上“打呼”的沉淀资金唤醒，把它们用在刀刃上，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从“不刺激”，到“不搞强刺激”，再到“定向降准”、呼吁各级政府保增长，中国经济依然游走在”to be or not to be”的两难边缘。这种政策上的两难，根源于改革进展的缓慢。新一届领导对中国经济形势有深刻的理解、精准的判断，并提出了令人赞赏的全面改革方案，力图通过释放“改革红利”来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从而走上可持续发展。但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改革红利的释放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改革红利产生之前如何“稳住经济”就成了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

　　改革为何进展缓慢？

　　其一，18届3中全会提出的60项、336条改革，只是原则性的改革方向，落地前仍需具备可操作性的方案。以IPO改革为例，《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只有一句话“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但注册制的实施显然要面对修改《证券法》、改善监管与执法能力等一系列具体问题。日前证监会宣布2014年底前公布注册制改革方案，而真正实施估计仍需时日。对于土地、户籍、利率市场化、财税等改革而言，方案的制订也将耗费时日。再如司法改革，尽管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但要进入实施阶段，恐怕还有众多现实的问题需要面对。

　　其二，能否及如何冲破改革阻力，仍有待观察。尽管中央高层决心推动改革，但改革不可避免将对现有利益格局带来巨大冲击，而“利益受损”的主要是官僚体系。不难想象，官员们会不遗余力地“捣浆糊”，搬出“风险大”、“法律有障碍”、“这是其他部门的问题”等一系列借口，实在不行就采取拖延战术。上海自贸区改革的“艰难”进展即为例证。此外，当前轰轰烈烈的反腐和整风，更让官场风声鹤唳，“不作为”的观望心态加剧。

　　其三，即便实施方案出台，实施过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例，美国从1980年《存款机构解除管制与货币控制法案》正式启动利率市场化，到1986年Q条例终结、完成利率市场化，其间跨度六年。中国的利率市场化，牵制因素更多（如银行的抵制、地方政府债务、存款保险制度等），实施过程也将充满挑战。再以IPO注册制改革为例，除了要完成《证券法》修订之外，一旦真正推行注册制，IPO供给势必大增，股价重心还将下移，届时证监会的改革决心会否动摇？从当前证监会出台政策的多变与首鼠两端来看，前景不容乐观。不仅如此，改革实施过程中还可能在利益集团影响下出现走形、变形。遥想2001年，证监会宣布放弃审批制、实行核准制之时，市场不也是充满憧憬？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核准制不过是换了个马甲的审批制。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在支持、憧憬改革的同时，也不能回避一个现实：改革红利路漫漫其修远兮。

　　目前，在改革红利缓慢释放的同时，经济下行的风险却快速上升：入世带来的出口黄金期已经结束、普遍的产能过剩导致产业回报率下降、实体经济部门过度负债导致资金链危局、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房地产泡沫迫近崩盘……被寄予厚望的消费，受制于失衡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呈现“有潜力没能力”的局面，难以独力撑起中国经济。在上述多重因素作用下，市场情绪由乐观转向悲观，而投资者情绪的变化又会产生“自我实现”的传导效应，加剧下行风险。

　　更令人焦虑不安的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日益逼近“临界点”：大量民企陷入资金链困局，跑路潮、自杀潮持续；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断裂现象不断蔓延；房地产市场显现拐点迹象……可以说，经济持续摸底的过程还在持续。如果不能稳住市场预期，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将不断提高。就此而言，总理提出7%下限，本质上是一种“预期管理”的策略，力图扭转市场的负面情绪。

　　如何才能稳住市场预期？从当前出台的政策来看，主要还是偏重于投资刺激，包括增加铁路投资、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定向降准。这些政策对改善GDP数据或许有帮助，但对解决中国经济的实质性挑战帮助不大。

　　在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中，最具实质性的莫过于产能过剩。随着时间的推移，产能过剩的危机，可能会蔓延成金融危机（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全面的经济危机（通过危机来消除产能过剩）。因此，中国真正需要的“刺激”是有助于消化产能过剩的政策，而铁路投资、棚户区改造、扩大银行信贷对此“疗效甚微”，甚至可能象“四万亿”一样反而加剧结构性矛盾，这是舆论对“刺激”存在较大抵触情绪的主因。笔者认为，要消化产能过剩，必须扩大消费，而扩大消费必须提高消费者收入，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对消费者减税。

　　与复杂、缓慢的结构性改革相比，减税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通过减税（例如暂停征收个人所得税），不仅可以扩大消费支出、消化过剩产能，而且可以彰显改革诚意，打消公众对改革的疑虑，极大提振股市、楼市和宏观经济信心，这是最好的“预期管理”。

　　“减税”既是短期刺激，也是结构性改革。在上一个十年，居民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平均每年下降近一个百分点，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部门倾斜。1990年-2012年间，财政收入增长38.9倍（其中中央财收增加55.6倍）。同期GDP总量仅增加了26.6倍，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分别增加15.3倍和10.5倍。果断减税，也是对过去十年收入分配失衡的一个必要纠偏。因此，与其他刺激相比，减税的社会争议最小、负作用最低。

　　面对不断上升的经济风险、快不起来的改革，政府不仅要“敢于刺激”，更要采取正确、有效的刺激方法，而减税当是最优政策选项。近期严厉的整风运动，使得财政闲置资金上升。实践证明，市场运用资金的效率远高于政府。通过减税把财政闲置资金还给市场，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题中应有之义。上世纪80年代，里根通过大幅度减税，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了长期滞胀的困境。如今，中国经济也存在通过减税而激活的历史机遇，我们不应浪费这一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