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税制的根源探析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健康意识的增强，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态保护，要求采取合理的措施制止生态破坏，这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生态税制，而生态的特性与生态税制自身所具有的特质也为它的诞生奠定了根基。

　　[英文摘要]：

　　[关键字]：生态税制；公共产品；公共财政；税收制度

　　[论文正文]：制度就是人们之间的“游戏规则”，由正式和非正式约束构成，而非正式约束往往是制度变迁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那么当前我们生活中的政府、生态、消费者所构成的有机整体？？？生态税制也不例外。处于非正式约束核心的信念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生态税制的产生，而生态的特性和生态税制本身所具有的特质也为其产生奠定了必备的基础。

　　一、生态税制的内涵

　　计金标教授认为，生态税收源于庇古税，但不同于庇古税[1]。所谓生态税收，是指具有下列一个或几个特征的各种征收：为了将好的外部影响纳入到外部性产生者的决策过程中，税收的目的是实现被征税者的行为因征税而发生变化；为实现特定的生态目标，税收用于筹集收入，为一定的生态政策目标（措施）提供资金；从生态角度出发，某种税收能影响某些经济活动的性质和规模，而这些经济活动是与生态密切相关的，这些具有生态功能的税收共同构成了生态税制，并且生态税制是在潜移默化中产生的，有外因也有内因。

　　二、生态税制产生的外源？？？人的信念

　　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人们的信念是制度形成的基础[2]。制度反映了人的信念，不同的信念意味着不同的制度。信念也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路径，即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是从认知层面开始，经过制度层面，最后达到经济层面。认知的路径依赖，导致制度呈现出路径依赖。简单的说制度变迁就是信念的转变，而路径依赖说到底是人们的信念在发挥作用，是信念变成制度，然后由这种制度来推动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通过对诺思最新制度变迁理论的理解，再结合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

　　一方面，沙尘暴的频繁出现，河流的污染，以及气候的变暖等问题，促使人们萌发生态保护的意识；社会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人们追求无污染，且与人类生活相和谐，适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健康与科学的消费，追求生活的舒适与纯天然，追求更多且更高质量的绿色食品等。可见消费者的绿色信念要求政府发展生态经济，建立与其行之有效的制度。

　　另一方面，绿色需求当然会迫使绿色供给。消费者可以用自己手中的“货币选票”去购买符合保护生态的产品，抵制破坏生态的产品，这都迫使生产者必须适应消费者的生态意识，提供绿色产品。而绿色产业在吸引消费者的同时还可以发展循环利用废弃物的生产技术，刺激生产者优化生产流程，追逐更多的利润，这也使生产者意识到要树立以绿色为主的生产信念，而这就必然要求政府制定相关的制度保护生产者的利益。

　　最终可以看出，当人的信念发生改变时，就会对现有的制度提出新的要求，从而诱发新的制度，即为生态税制的产生提供了契机。

　　三、生态税制产生的内源？？？自身优势

　　与一般资源的属性不同，生态资源天然具有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的双重属性。物质的属性决定了物质的供给方式，生态的双重属性就决定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失灵，政府干预的必然。

　　1、生态的特性

　　现实生活中，许多物品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影响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使得资源配置与不存在外部性时完全竞争的市场所产生的配置结构大不相同，引起市场失灵。经济学家鲍莫尔和奥茨认为，只要某人的生产关系中含有由其他人决定的成分，而他人在作决定时并没有特别考虑他们对该人的福利产生的影响，这时候就会产生外部性。公共产品就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它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生态就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也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生态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在生产水平既定的情况下，一个人对生态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其的消费数量，或者说，许多人可以同时消费同一种物品；生态的非排他性是指生态在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利益不能被某个消费者所专有，若要限制其他人享受其带来的好处是不可能的或代价（成本）太大。就拿新鲜清洁的空气这种生态资源来说，在一国或某区域范围内，要排除任何一个在该国或该区域居住的人享受呼吸新鲜清洁的空气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生态消费的正外部性可以使人们不负任何代价的享受生态的外部经济性，这容易产生“搭便车”现象。而生态消费的负外部性又要使人们无偿的忍受着他人对生态过度消费后造成的损失，并且得不到补偿，最终产生“公共地的悲剧”。

　　2、政府配置生态的优势

　　从公共需要的角度看，社会有两种需要：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私人需要由私人产品满足，公共需要由公共产品满足。同样，对于产品的供给，社会也有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两种方式。一般地，通过等价交换的市场机制供给私人产品，而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了政府的财政机制是最佳的供给方式，那么作为公共产品的生态也就必须由政府来配置[3]。

　　（1）政府可以提供充分的市场信息。由于生态的供给关系和全部价值并不能反映到价格中，所以会发生市场失灵。比如生态的过度消费者对于他的消费状况给生态带来的破坏，往往比受到利益损害的消费者对生态的相关破坏信息知道的多得多，而追求个人利益的他往往会隐瞒这些信息，只有通过政府采集、测算和统计相关的信息，才能正确地反映出生态的消费程度。因此，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缺陷，也是政府配置公共资源的优势。

　　（2）政府可以使资源配置达到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增是市场配置资源中许多厂商梦寐以求的。在生态配置方面，市场机制要么是不能配置，要么是配置的成本太高。因此，采取市场配置生态往往是不经济的。例如，对于地域集中的中小企业来说，各企业单独建污水处理设备，远不如集中建一个污水处理厂更加经济有效。生态配置的高昂成本是市场机制无法承受的，而这也恰好使政府在这一领域“拾遗补缺”。

　　因此，生态外部性内在化的责任最终会落到政府身上，政府对生态配置的介入有其历史必然性和逻辑合理性。

　　3、政府的最佳选择

　　在生态配置上，市场的失灵决定了政府必须介入。按照林达尔均衡模型，税收就是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价格，那么生态税收就是政府供给生态资源产品的价格了。但是，政府介入生态配置的手段很多，不仅仅只有税收手段，还有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其它经济手段等，现在的问题就是哪种手段是政府配置生态资源的最佳手段[4]。

　　1、生态税制与行政、法律手段的比较

　　直接管制是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的结合物，是政府通过立法，制定坏境质量标准，限制或禁止污染，违者受到法律制裁。它的优点在于具有强制性、权威性、迅速有效性，而突出问题在于缺乏弹性和效率。直接管制与生态税制相比而言，各有其特点：

　　（1）选择方面。生态税制可使污染者自由选择经济有效的方法来减少污染，但直接管制却可能因信息不充分等原因制订了有损效率的防治污染的方法。

　　（2）成本方面。生态税制会促使污染者主动地采取最有效的方法，源源不断的研究与开发治理污染的新方法，减少剩余的污染，从而使污染者降低污染成本，而政府也不需要掌握每个污染者的信息。但是，如果企业排污的手段采取人为地直接管制的话，政府就必须获得每个污染者详尽的污染信息，这就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资金等，这在无形中增加了成本。

　　（3）信息方面。就生态的稀缺性和不对称性来说，生态税制促使污染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情况，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法。而政府很难选择管制标准，如过低则达不到保护环境的目的，过高则浪费了自然界的自我净化能力，即很难达到经济学上的“最适”。

　　2、生态税制与其它经济手段的比较

　　经济手段主要有征税、发售污染权、财政补贴、押金退款制度和收取排污费等几种方式。由于生态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源于经济原因，所以采用经济手段来保护环境愈来愈受到各国政府的青睐。其它经济手段与作为经济手段之一的生态税制比较如下：

　　（1）发售污染权。它是指政府主管污染防治工作的机构，依据污染物的最适排放量来确定污染权的发售数量，然后将它们出售给出价最高的污染性企业。它与生态税收相比，其不足在于：第一，有失公平性原则。由于污染权可以转让，刺激了某些污染者大量购买污染权，形成垄断市场，造成污染权即为生产权的现象，显然违背公平原则。而实行生态税制，污染者只要每年定期缴纳税款，即可从事生产经营，体现了公平原则。第二，资源配置效率低。由于被使用的污染权数量低于可转让的污染权数量，则可能出现资源错误配置的现象。出售污染权的情况下，罚金越高，政府治污投资的数额越大，因此发生资源错误配置的损失也越大。而实行生态税制，污染者在缴纳污染税与添置治污设备之间，可自由选择其成本较低者。第三，容易产生寻租行为。与发售污染权相比，税收手段更具有透明性，可以更有效地防止“寻租”行为的发生。发售污染权需要获得有关企业成本的详细资料，以便在不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这就使得政府官员与企业之间关系密切，容易产生“寻租”行为，而生态税制对所有企业均适用，相对来说回旋余地要小得多。

　　（2）财政补贴政策。它是指政府针对企业排污量的减少程度直接给予货币补贴。补贴政策与生态税税制性质相同，都是通过价格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但是也有不足之处：第一，排污量的增加。个别企业可能会减少产量及排污量，而整个行业的总排污量却有可能增加。因为，虽然个别企业排污量减少了，但如果其利润还没有补贴高，反而会吸引新的生产者进入该行业，因而整个行业的总排污量反而会增加或保持不变。而生态税收对排污量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而减少排污量。第二，政府财政负担重。补贴政策需要国家拿出一笔钱来，是政府的净支出，也就是说破坏了的生态后果是由全社会来承担，这不仅有失公平性也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征税即可以使政府增加一笔收入，充实生态治理专项资金，而且有利于保证全体纳税人在一个公平的基础上展开竞争，做到实际成本分担中性化、利润水平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