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系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法之主观论确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其核心内容为：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既然可以按照其意志自由地订立合同，当然也有权力决定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的法律。这一原则最早见于16世纪法国学者杜摩兰《巴黎习惯法评述》，自18世纪始便为多数国家立法和实践接受，现已成为当代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在其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发挥选法作用，并被有关的国际公约所采纳。

　　我国《法律适用法》赋予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以突出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作为一条宣示性条款，规定在总则中（第3条），体现了该法的先进性和开放性。第二，意思自治原则适用的领域得到极大的扩张。除传统的合同领域（第41条）外，在委托代理（第16条）、信托（第17条）、仲裁协议（第18条）、夫妻财产关系（第24条）、协议离婚（第26条）、动产物权（第37条）、运输中的动产物权（第38条）、当事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对一般侵权责任（第44条）和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准据法的选择（第50条）、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第47条）、知识产权的转让和许可使用（第49条）等领域，均准许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

　　在我国涉外合同领域中，意思自治原则是其法律适用之首要原则。《法律适用法》第41条前段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其他相关法律的相关条文规定也足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我国《民法通则》第145条第1款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法》第126条第1款作了与《民法通则》第145条第1款完全相同的规定；此外，《海商法》第269条、《民用航空法》第188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确立意思自治的首要原则，有利于当事人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和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亦有利于争议的迅速解决。当然，这一原则的适用要遵守合法、诚实信用、善意等基本规则，同时要受到一些具体条件的限制，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

　　对于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方式，国际社会普遍肯定明示选法，而对于默示选择，存有不承认、有限承认和承认并允许法官在审理时推定当事人的意图三种态度。在重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法律传统的国家中，对待默示选择问题多持有限承认或者承认之态度。

　　我国《法律适用规定》第3条规定，“当事人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应当以明示的方式进行。”第4条第2款进一步规定，“当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但均援引同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应当视为当事人已经就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从上述条文内容看，我国司法实践在选择涉外合同适用法律的方式问题上，除明示外，也采取了承认默示选择的态度，只是法官在推定当事人默示选择意图时，需要根据以下三个条件作出判断：（1）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未达成选法合意；（2）当事人双方均援引同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主张权利；（3）当事人双方均未对法律适用问题提出异议。由于《法律适用规定》因与《法律适用法》相冲突而为法释【2013】7号所废止，在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方式上，《法律适用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从文义解释，该条实际上否认了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中肯定当事人默示选择法律效力的做法，即我国不承认默示选择，当事人要选择涉外合同适用的法律必须通过口头的或书面的明示方式进行。但是，由于第3条置于《法律适用法》第一章“一般规定”中，从立法精神看，显然其作用不在于实践中的直接运用，而为彰显法律的立法宗旨和原则，故当事人对于合同准据法的选择，除强调明示方式的原则性规定外，实践中采取的承认默示选择的做法应继续沿袭采用。这一论点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后出台的《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8条第2款规定，“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