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利益与分歧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资源、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美两国不但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而且双边合作内容已从单一的贸易扩展到各个经济领域，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

　　但是，在中美经贸合作的主旋律下，两国经贸领域的摩擦与冲突也引人关注。客观地分析和看待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和矛盾所在，有助于共同推动中美经贸合作持续健康发展，开创中美贸易合作的新局面。

　　共同利益使中美经贸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

　　从经贸方面看，中美双边贸易自两国建交以来呈较快发展态势，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0年的3853.4亿美元，增长超150倍。

　　据中方统计口径，2010年中美贸易额占中国当年外贸总额的12.96%，对美进出口额分别占中国进口总额的7.32%和出口总额的17.95%，美国仅次于欧盟位列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据美方统计口径，2010年美中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4568.2亿美元，美中贸易额占美国外贸总额的14.32%，对华进出口额分别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9.1%和出口总额的7.2%。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从投资方面看，美国是中国的主要投资来源地，在2010年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排名中，美国以40.52亿美元的投资额位列第五。2010年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576家，同比下降0.76%；实际投入外资金额40.52亿美元，同比增长13.31%。

　　中国已成为众多美国企业全球利润的最大贡献者，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和2009年，仍有超过70%的美国在华企业实现盈利。

　　从金融领域看，中国成为美国巨额财政和贸易赤字的重大平衡者，其持有的大量美元资产为美国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截至2010年末，世界其他国家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总计43726亿美元，其中中国的美国国债持仓量为8916亿美元，虽较上年减持32亿美元，但占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比重为20.4%，仍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者。

　　竞争分歧使中美在主要经贸问题上“和而不同”

　　1、贸易失衡问题

　　中国对美出口廉价商品不是导致美国高失业率的根源，中国外贸“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外国”，美国是中美双边贸易的巨大受益者。

　　美国舆论认为中国对美出口的大量廉价商品导致了美国的高失业率。事实上，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不但有助于缓解美国通胀，更使美国消费者得到实惠。另外，在当前全球化产业分工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其产品价值链，并将低成本劳动力的工序配置在中国，整个价值链中80%的价值均在美日欧等国创造，即“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外国”。

　　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中美宏观经济状况不同、全球化产业分工、出口管制、双边贸易结构性失衡以及统计方法上的差异。

　　从宏观经济状况看，中美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和两国提供的产品结构不同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从全球化产业分工看，中美贸易失衡是全球化产业分工的自然结果，是西方发达国家转移消费品产能导致的必然结果。

　　从出口管制看，长期以来美国对华奉行“平衡防范性的对外贸易政策”，中国顺差的99%是与美国贸易中产生的。对华出口管制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

　　从统计方法差异看，中美双方的贸易统计口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中国外贸顺差的实际规模。另外，中美双边贸易还存在技术壁垒、知识产权问题、反补贴反倾销问题等贸易摩擦。

　　加快推动两国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放宽对华贸易出口管制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核心和关键。美国应该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状态，意识到其进行管制的一些高技术商品中国已可自主生产，狭隘的保护措施并无意义，而中国带给美国的是巨大的市场潜力，刺激其国内就业率上升和经济发展，同时可服务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五年出口倍增计划，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是两利举措。

　　2、人民币汇率问题

　　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未形成实质性的影响，将中美贸易顺差问题归咎于人民币汇率并不合理。

　　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在2005-2010年期间，人民币汇率升值超过20%，但是中美贸易顺差额却总体保持连年上涨态势，中美贸易顺差仅在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略有降低，2010年则再度上升。可见，人民币升值无助于减少中美贸易顺差，汇率因素不是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的根本原因。

　　目前人民币不存在大幅波动和变化的基础，人民币短期内对美元过快升值将带来诸多风险，不利于中美以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

　　其一，汇率在短期内过快升值将对出口型中小企业和就业带来严峻挑战。其二，人民币短期内对美元大幅升值将引发存量外汇储备大幅缩水，使国民福利遭受损失。其三，人民币对美元过快升值还将增强对亚洲区域货币整体升值的预期，进而激发短期流动资本的投机冲动，“热钱”大进大出势必影响亚洲乃至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其四，人民币对美元过快升值带来的强大升值预期，将吸引大量海外资金进入，推高人民币计价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可能进一步引发资产泡沫风险。

　　中国汇率改革的每一步都体现了中国的责任——促进全球经济平衡，未来中国将根据自主性、可控性及持续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未来中国将根据自主性、可控性及持续性原则，并与中国经济各方面的发展相协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3、双边投资环境问题

　　中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日益完善，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2009年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下降近40%的情况下，中国吸收外资仍保持在900亿美元的高位，仅下降2.6%，仍是全球吸引外资规模第二大国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的《2010—2012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显示，世界前15个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中，中国蝉联第一位，是跨国公司首选的投资目的地，中国的投资环境看好。

　　中美双方应切实改善双边投资环境。

　　从中国方面看，吸收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未来中国将努力为外商投资营造更加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更加高效便捷的融资环境和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更好地发挥外商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提高外商投资的质量和水平。

　　从美国方面看，美国应当放宽针对中国投资的市场准入、减少实体经济投资审查中的泛政治化因素，这有利于提升美国经济竞争力、增加美国就业机会和改善财政收入状况，也有助于发挥中国庞大的外汇资本优势，密切最大发达国家与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

　　4、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解释

　　中国的高储蓄率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不能成为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巨额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较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较高的储蓄率。

　　美国有舆论认为高储蓄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其实不然。中国及一些亚洲国家由于经济体制、消费习惯、人口结构及社会文化等原因有着较高的储蓄率，加上国内投资途径较少、效率较低，过多的储蓄没有全部转化为投资，因而对应为贸易顺差。

　　美国经常项目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国内政策。

　　一方面，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了美国消费过高、储蓄不足。2005年1月至2008年8月期间，美国个人储蓄率大多维持在1%以下，超低利率政策也刺激了投资支出扩张，个人收入和资产价值快速增长，提高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实行减税和增加开支的财政政策也加剧了经常账户逆差。

　　另一方面，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对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施加影响。其一，美国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再将产品由这些国家出口到世界各地；其二，美国在大量进口消费品以满足本国市场巨大需求的同时对出口设置各种障碍，阻止本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美国巨额的商品贸易逆差。

　　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需要各国共同来承担调整责任。就中国而言，未来中国将改变以投资和外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着力扩大内需，促进服务部门的私人投资，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美国而言，应当改变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结构，采取措施增加国内储蓄，确保长期财政可持续性，并放宽对华出口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