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上市：中国资本市场的必然抉择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颠覆与勃兴共存的时代。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颠覆了世界金融旧秩序：华尔街五大投行大厦倾覆，长期被全球银行引为典范的欧美银行业疮痍遍布；而在世界东方，中国银行业以其稳健姿态，成为全球银行业独树一帜的标杆。

　　而置身于中国资本市场20年的风云际会中，才更清晰地刻画出中国银行业最真实的面容。

　　银行在资本市场地位如何铸就

　　2010年8月18日，上海正经历着一年中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桑拿天。9点26分，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当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与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一起敲响光大银行的开市锣之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前有农行上市大局要保，后有其他国有银行再融资大局要顾，在8月中旬这个“时间夹缝”中上市，唐双宁的心情既兴奋又苦涩。

　　对于中国内地第16家上市银行的上市进程，外界用“闪电”来形容。而对于“闪电”一词，唐双宁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体会。物理学是这样解释“闪电”的：空气中积累的大量正负电荷相遇产生的强烈脉冲放电现象。正负电荷的生成是一个长过程，而“闪电”则在刹那之间。为了上市，光大做了十年的漫长电荷生成准备，光大之路也正是中国银行业登陆资本市场的一个缩影：电光火石只在一瞬间，而生成电荷却是一个漫长的、曲折的过程。

　　时间的指针定格在2006年。银行业与资本市场历经艰难改革后浴火重生，而这也暗示着历经4年的漫漫熊市即将终结。这一年的夏秋之交，资本市场相继迎来了中行、工行两个庞然大物的上市，这不仅拉开了银行上市高潮的大幕，也从此确立了银行板块在资本市场无人能够撼动的地位。

　　那个夏天，注定让人印象深刻。

　　从深发展到光大银行，16家银行的上市进程贯穿了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也演绎着各自在资本市场不同时代中的角色和故事。尽管每一段故事的印记深浅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这16家银行上市的轨迹无疑映射出银行业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正在逐渐深入。

　　从第一家大型银行上市开始，银行业对于资本市场的意义就已经绝不仅仅是多了一家上市公司而已。这也注定了银行业要在资本市场上写下最为辉煌的浓彩重墨。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断言：“银行股在世界各大资本市场都是最举足轻重的板块，这个格局在未来很长时间都不会改变。”

　　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6日，银行板块的16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已达到4.16万亿元，银行板块占沪深A股的总市值比重达到了13.65%；这16家上市银行的流通市值也达到了3.2万亿元，占沪深A股的流通市值比重达到了16.72%。银行板块已成为名副其实的A股市场第一大板块。而在2006年中行、工行上市前，A股市场的总市值仅为4.66万亿元，流通市值仅为1.58万亿元。

　　截至11月16日，沪深A股总市值排名前5位的上市公司中，银行占据了其中4席。工行、建行、中行、农行分别位列A股总市值排名的2、3、4、5位，排在首位的，是中国石油。而如果以流通市值计算，工行、中行也占据了前五名之中的2、3名席位。

　　此外，目前，16家上市银行中的15家，已计入了沪深300指数，15家银行股在指数中的权重达到了17.77%。由此，银行板块的波动对股指也将形成巨大的影响。

　　大型银行不仅仅用庞大的数字彰显着自己在资本市场中的荣耀，更用每一次上市时所开创的全新模式，推动着资本市场在发行、定价、估值等能力的全面提升。

　　“作为首家完成财务重组、首家成功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国有大银行和首家在境外上市的内地商业银行，交通银行的经验，为后来的建行香港上市、以及中行、工行的两地上市都留下了宝贵的借鉴范本”，这让身为交行副行长的钱文挥十分自豪。

　　如果说交行和建行是开创了境外上市的先河，那中行、工行在发行方式上的创新，则为更多的A股上市公司提供了蓝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资本市场发行制度的改革。

　　作为目前全球市值第一的上市公司，工行2006年在上海与香港两地的同日同价上市，曾刷新了资本市场的15项纪录，并开创了9项发行过程与发行方式的创新。其中，较为大家所熟知的包括初创A+H同日同价的发行方式、首次将“绿鞋”机制引入A股。此外，工行还是在A股发行中首次引入国际通行的分析师大会形式的上市公司；也是首次将中国机构投资者列入H股发售的机构投资者范围的上市公司；更是首次在H股挂牌首日批准实行沽空，并有期货、期权、权证发行的内地上市公司。

　　工行的这种模式，被后来的中信银行及农行进行了复制。所不同的是，农行的发行方式在工行的基础上再度进行了创新。农行不仅仅将绿鞋引入A股发行，更成为第一家真正使用“绿鞋”的上市公司，并在使用过程中，首次引入了“刷新”机制，将“绿鞋”这一制度安排，进行了充分运用。而在定价方式上，农行也较工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据介绍，农行尽管在内地和香港采取了“同时路演、同时簿记”的方式，但却采取了差异化定价，A股与H股最终的发行价格并不统一，而这是充分考虑了两个市场的需求后，所能做出的最好选择，充分保证了融资效率最大化。而这种制度创新对于未来企业的两地发行，将具有复制作用。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农行发行的定价是在北京完成的。这不仅意味着内地上市公司的地位在提升，也昭示着定价权的回归。

　　增加中国资本市场投资吸引力

　　1979年1月，为适应农村改革需要，中国农业银行恢复成立，中国银行业改革大幕开启。2010年7月，农业银行登录A股市场，随着农行董事长项俊波和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共同敲响的开市锣声，中国银行业“大兵团”集结完毕。

　　谈及中国银行业上市，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评价说：“银行改革大大激活了资本市场，是资本市场改革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同样，银行上市之后，通过资本市场，也接受了市场的检验，对银行的改革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两者确实有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

　　2006年5月，在股权分置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功，“新老划断”正式启动后，恢复的融资活动首先向大型优质国有企业倾斜。中行有幸成为第一家。

　　全流通背景下的IPO为市场带来了新的气息。以中行为首的大盘蓝筹股IPO，不仅创下了A股有史以来融资规模的新纪录，更重要的是，大盘蓝筹股的行业龙头特征初步确立。大盘蓝筹股的扩容，不但成为构筑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基石，同时还成为市场化制度进一步完善的助推器。蓝筹股的不断发行上市，在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快速、健康地发展，推进股市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也使得股市“晴雨表”的功能渐趋显现。

　　郭田勇认为，以前大家总觉得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个小池子，投资者对大盘股的恐惧仿佛是出于本能。在中行、工行这种大盘股上市之前，市场不知道是否能够承受得了。但是当这些大盘股真正进入市场之后，市场才发现，原来资本市场的弹性是非常大的。“不激活的时候，这个池子就那么大点儿，现在进来了一条大鱼，池子的水也变深了”。

　　中行、工行相继上市后，中国股市在2006年至2007年的上涨行情，就是市场资金被激活的最好证明。

　　大型银行股的“下水”，不仅激活了市场，更重要的是，其对于市场“稳定器”的作用也正在逐渐发挥。建行高级研究员赵庆明一言蔽之：实为“定海神针”。一位曾经在海外工作多年的银行业人士指出，大银行的股票通常是持续稳定增长的，而且大银行通常是资本市场一个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在沪市与深市的行情中，尤其是在6月份农行上市后，下半年的上涨行情中，拥有较多大型银行股及大盘蓝筹的上证指数的上涨幅度，明显平缓于深成指。而据粗略统计，沪市今年以来的换手率约在1.85%，而深市已经达到了4.1%。业内人士认为，这也再次证明了沪市在大盘蓝筹股的“维稳”下，走势相对平稳，没有被过度炒作。

　　一位监管机构的人士表示：“大型银行的上市，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整体实力的增强，可投资企业总体的稳定性，贡献很大。”在他看来，实际上银行是一个基础的服务产业，它对冲了各个产业的风险。银行相当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指数，只要中国经济整体上是增长的，银行又能管好风险的情况下，其发展与整个中国经济各行业的综合平均发展是挂钩的。“所以实际上它们很重要的是起到了一个增加中国资本市场投资吸引力，增加中国资本市场稳定器的这么一个作用。”

　　银行板块一方面是A股市场的“稳定器”，但另一方面，其行业特点决定了其与宏观政策的高度相关性，也决定了银行业必然会对资本市场带来一定的“不稳定”因素。

　　2009年8月3日，在银监会未正式对外公布次级债新规的情况下，市场中已提前流传出消息。由于规定交叉持有的次级债不得计入附属资本，因此一定程度上将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产生影响，随后即被市场过度解读，导致了主要银行股连续4天下跌。其中，建行的跌幅超过8%，工行超过6%。而大盘也因此受累，上证指数连续下跌超过6个百分点。

　　一位监管机构的人士直言，银行受货币政策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这是正常的。“货币政策首先是影响银行，然后通过银行影响企业，然后再通过企业影响到社会投资、消费，所以说货币政策一定在银行业先反映出来。这相当于大浪来了，银行是防波墙，所以对它的冲击是最大的，到后面就慢慢抵消掉了。”而且，有时候它不仅是防波墙，还是波浪的本身，是形成波浪的动力，所以市场对银行股价做出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

　　银行业改革与资本市场改革同步进行

　　香港中环金钟，寸土寸金。这里汇集着香港地区消费最为昂贵的三家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港丽以及万豪酒店。每年三月下旬是内地大型国企年报集中发布的时间，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大型银行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这里召开业绩发布会。纷至沓来的年报发布使得金钟这些五星级酒店的生意火爆异常，早在两个月之前，这些价格昂贵的酒店基本上就被预订一空，媒体记者、银行高管、证券分析师纷纷从四面八方集聚在这里。

　　而即便是在平日，当你漫步于维多利亚湾，从九龙向对面的香港岛望过去，你会发现维多利亚湾仿佛成为中国内地银行“走秀”的T型台：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维多利亚湾迷人的景色里闪现着中国银行业形象展示的“摇曳身段”。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上市的有力推手，中国银行业的如此繁华景象将安放何处？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银行业与资本市场的改革，已然早早在一个特定历史时点，产生了无法分割的交集。而这个时点，就是2005年至2006年。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吴晓求回忆说：“在2005年资本市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时，证监会是将其确定为金融体系改革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推进的。”而结合当时中央确定的金融体系改革重点是银行业改革，这就在时间线上，将银行改革与资本市场改革联系在了一起。两者在时间上的高度一致，再次印证了银行业改革与资本市场的改革其实是同步进行的，尤其是资本市场必须要为银行上市创造基础性条件。

　　随着2006年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已为迎接大盘银行股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自从中行、工行上市伊始，市场的质疑声就没有停止过。一直有观点认为银行的盈利能力很强，根本没有必要到资本市场融资。但事实上，由于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曾经承担了太多的政府与财政职能，如果继续任其发展，银行还会继续制造新的不良贷款，不仅不能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还可能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巨大风险，随时危及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不破不立”，为了避免陷入恶性循环，就要改变银行的决策机制，而这自然首先要从改变股权结构来切入。一位监管机构的人士表示：“现在对于全球企业的监督管理，最有约束力的，就是把它变成公众公司。到目前为止，这是企业治理和企业管理文化过程中，能够运用的最有效的机制。”该人士认为，核心的问题是要制止银行继续制造新的不良贷款的机制，这个问题远比解决历史包袱（存量不良贷款）更重要。

　　郭田勇认为，国有银行上市虽然的确能够实现融资需求，但它们的上市并不是因为缺钱，而是主要通过上市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使得决策多元化，“引智”大于“引资”。此外，上市以后，也的确能够提升银行业的影响力、声誉。“国有大型银行的上市，并不是改革的目的，但却是推进银行改革的必经阶段，而且不可代替”。

　　一家国有银行行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坦言：“过去我们自身的经营目标往往在内部人治理之下，按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运作体制，不能说不重视利润，但是我们所重视的利润，往往是按照我们内部人提出来的预定目标，去追求企业发展的目标。而上市后，必须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按照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要求去进行运作。”该行长认为，投资者用脚投票的本身决定了一家银行的成功与失败。所以股价是决定投资者用脚投票的一个指示器，而用脚投票本身决定了银行是否具有相应的资本扩张能力。这又决定了银行未来发展是否具有较强的持续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一位监管机构的人士坦言：“应该说国有银行上市后，并没有彻底达到脱胎换骨的理想状态，但旧有的、不合理的决策机制彻底颠覆了。如果要给银行改革上市的成果打分，至少在65分以上。”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认为，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财务重组、股份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开上市，在经营理念、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产品创新等方面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建立了相对规范的公司治理架构，资本充足率提高，资产质量改善，盈利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增强。

　　而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也撰文指出，我国金融业在这次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实质性冲击和损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商业银行通过在资本市场改制上市，显著增强了金融系统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主要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治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大幅提升，金融业的整体运行质量大为改善。

　　或许，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解答了最初的疑惑：上市，对于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而言，是毋庸置疑的必然选择。

　　“风雨不动安如山”，走过20年风雨，中国银行业与中国资本市场和衷共济，必能经受住市场更猛烈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