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与中国主权

　　20世纪末，全球化和国家间相互联系特别是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日益加强。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带出了一个关于国家主权是否在逐渐减弱的问题。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国家在理论上享有主权，对本国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从领土到经济再到政体——都享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然而，随着国家间相互联系的增多，跨国公司影响某国（国家的生产力、创造就业过程、技术转让和长期的经济福祉）能力不断提高并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使国家主权面临着被削弱的威胁。本文将探讨跨国公司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及其对中国国家主权的影响。

　　跨国公司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近年来，跨国公司已经可以行使很大的权力，并通过各种方法影响国家主权。跨国公司具有创造就业的能力、通过更多的投资改善国家的生产力、推动技术转化以及促进某国整体健康的能力，甚至影响国家行使最高政治权力的能力。例如，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UNCTAD）就注意到，在2002年大约有64000个跨国公司及其国外子公司拥有7万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控制着全球货物及服务贸易的三分之一，创造了5300万个就业机会。这说明跨国公司具有影响某一特定国家的能力。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与一国经济发展轨迹的密切关系以及跨国公司对这一流入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这一流入对经济福祉和理想需求具有递进效应。事实上，任何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话语权都是由国家应对日益增强的个人理想需求的能力所决定的，而这种需求又越来越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国家的能力和能量（提供各种资源）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成为各领域（能源、治安、医疗、技术）共有的一个特征。持续增长的赤字将继续对国家形成考验。缩短这一差距或许仍将是政策的重点，对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崛起中大国来说更是如此。如果一些国家不能满足这些需求，跨国公司就可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将对国家不利。

　　在这一背景下，一直存在着两个学派就“国家衰落”还是“国家实力继续增强”的争论。虽然国家也许还是有用的，但对国家的角色及其本质的质疑却越来越多，这也可能会导致对这一定义本身的重新界定。虽然全球化带动了人员、货物、服务和信息的流动，但同时也促进了犯罪、武器和毒品的流动。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通过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维护和保障自身安全是不可能的，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就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类似进口替代战略的尝试。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是国家需要去学会适应的。但是，一方面国家的领土边界变得越来越无关重要，但同时也有地区更强调领土边界，如印度与中国、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国与日本之间。实际上，任何对国家主权的威胁都会促使国家采取更加坚定的态度来维护其主权，这在欧洲之外的地区尤其明显。

　　也有新世界都会（the new Cosmopolitan）论点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机制将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一个比较新的制度安排，主权和民族国家体系也可能发生改变。欧盟就是一个例子。这一派的思想家提出，当国家失去对公民社会的控制能力或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开始下降时，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会逐渐削弱。对于欧盟来说，国家可能存在某种缺陷，公民社会的影响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开始威胁到国家的存在，但是欧盟这样的超国家行为体对内部事务的影响是不能被忽略的。欧盟成员国不能无视欧盟对贸易和货币政策的指导。在国际政治中，虽然欧盟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但关键问题上的分歧也是非常明显的，各成员国都在为自己说话，并未体现出是一个整体。欧盟内部对在伊拉克、伊朗及其他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就变得非常明显。

　　中国学者认为，理论上与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使国家在维护经济主权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此外，他们提出，经济主权将继续是一种“隐蔽的权力斗争”，其中较强大的国家可以对较弱的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如果没有超国家机构及其他机制的存在，较强的国家就无法影响相对较弱国家的决策。因此，像中国这样的强国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发挥影响，使制定的政策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发展但却不一定符合其他地区性强国利益。

　　信息和技术革命也使相互联系性日益增强。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革命改变了个人甚至国家的思想和行为。事实上，全球化已经超出了传统的经济领域而扩展到政治和军事领域，也严重影响了国家主权。跨国公司开始在经济舞台上发挥影响力的方式是无法抗拒的。跨国公司引进的巨额外国直接投资就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带来某些难以预料的结果。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权力开始从国家向公司转移。金融全球化与贸易全球化和工业、公司联盟的共同作用已经削弱了国家的控制力。由商品、贸易、思想的流动，技术革新与进步及其转移所推动的国际贸易增长，使跨国公司的声望得以提高，也削弱了国家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各国政府已经不再能够控制“思想、资本、技术、劳动力、贸易或资产的经济所有权的扩散”。这就导致了各国政府正在逐渐失去影响国家经济政策制定或决定国家经济未来的能力。也有争论指出，全球化将带来“独立主权国家体系的终结”，因此导致了“国家的侵蚀、消失和减弱”。

　　此外，政治全球化的推进动力不仅来自于国家，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各类的团体，包括国内或国际的压力团体和游说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这些团体的活动通常超越了国家的疆界而进入全球范围，这就会影响某个国家的主权。在这些团体影响下出现的超国家法或国际法，有时也与国家产生冲突，由此会挑战国家主权。同样，全球化也影响到了国家安全问题。长期以来，安全问题主要是国家的权限范围，以此来保持领土的统一及经济安全。然而，如今的定义已经扩大到包括身份问题、气候变化和环境及健康问题。快速发展的全球化使所有这些因素都成为国际问题，这就对国家主权产生了影响。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存在，使国家在核心的安全问题上行使主权的能力在许多情况下都会受到制约。因此这些国际机构的存在也就使地缘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

　　国家的角色还有用吗？

　　前面我们讨论了全球化和技术是如何对国家产生影响的，也就非常有必要将全球化与经济国际化进行区分。国家，尤其是东亚各国是否在经历着真正的全球化或国际化？在真正的全球化世界中，国家政策也许是无关紧要的，但在经济高度国际化的情况下，国家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并且在决定经济政策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跨国公司影响下所产生的技术和经济进步中，国家一如既往的是一个主要的推动者。因此，某些情况下，在决定社会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时，国家的作用还是有所增强的。这种情况在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表现得更加明显。国家在决策中的权力和自主性是相当明显的；谷歌在中国的经历就充分体现了国家权力的作用。因此，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全球化，而是高度的相互依存。世界可能会走向真正的全球化，但目前展现的更像是一个相互联系和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秩序。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强国及美国、中国这些更强的国家，将继续比其他国家发挥更大的影响。在交涉中地位较弱的小国或相对不强大的国家，未来将会面临更多的限制。

　　地区性和超国家机构的发展不可能削弱国家在商业贸易、经济、政治或安全问题上的重要性。在建立服务于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地区或国际机构的过程中，国家发挥着领导作用。与全球经济融合的问题是由国家决定的，中国这样的强国更是如此。因此，国家不能控制其公民，也不能够完全支配其领地这一说法恐怕有些牵强。

　　有些学者指出，国家不再有用，欧盟等超国家行为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甚至像东盟或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这样的地区性机构才是发挥最重要作用的。然而，全球化还不能取代国家秩序或削弱国家的重要性。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强，人们在不断重新定义国家的概念。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尽管也许国家行使至高无上主权的能力存在一些问题，但同时也存在“国家内部创造的次主权岛屿”。跨国公司也许不会对“法定的”主权概念构成直接的挑战，而是对实际上的主权构成挑战。因此，只要国家继续作为法定的主权所有者，就会面临主权渐渐被侵蚀的风险。

　　超国家组织或国际组织本身就是由国家维持的。国家在决定地区或全球治理的模式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这些非国家行为体都在国家及其决策所界定的范围内运作。从决定“贸易的模式和水平”到“国家内部和国家间利益的分配”，国家从各个方面影响着跨国公司。事实是，国家，尤其是强国对跨国公司的运作还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