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相关问题的剖析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指配偶一方违反婚姻义务，实施法定违法事由导致婚姻关系破裂时，无过错配偶方或非主要过错方有权在离婚时诉请损害赔偿的制度。此制度设立的初衷有两个方面：一是填补无过错方的损害；二是制裁、预防违法行为。从该制度的最终效果上说，在物质层面也能对无过错方离婚后的生活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

　　（一）离婚损害赔偿之适用范围过窄

　　《婚姻法》第46条列举了4种可以请求赔偿的情形，即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行为和遗弃行为。列举方式简单明了，易于操作，但是显然不够全面，不足以涵盖所有对婚姻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不利于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利，应当拓宽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因为婚姻法属于民法的范畴，过错赔偿制度是民法的责任形式。在现代侵权行为法中，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不问这种过错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的实质就是一般侵权损害赔偿，而且是在特定情形下（限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列举的五种情形）的损害赔偿。

　　（二）离婚损害赔偿之标准不确定

　　如今离婚现象愈演愈烈，离婚损害赔偿之诉也随之增长。然而于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判定及具体落实也存在一定问题。根据《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8条第2款的规定，受害人一方因侵权而遭受精神损害，且后果严重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侵权人以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方式承担民事责任，也可以请求判令侵权人赔偿其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由此可见，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我国采取的是抚慰金的救济方式，只有受害配偶方才能依据依当事人主义，向有过错方提出赔偿请求。当事人不提出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能责令加害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至于受害配偶向人民法院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后，过错方是否承担责任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则由人民法院依案情而定。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既是法律规定的不足，也是对法官素质的挑战。

　　（三）离婚损害赔偿之举证困难

　　过错行为如“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通奸”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所以对于《婚姻法》第46条特别是第二项之情形，取证困难尤为突出。剖析《〈婚姻法〉解释（一）》第2条，其实际给出了界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个方面：一是在主体上必须是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之间的同居，这是与未婚同居的主要区别；二是名分上不以夫妻名义，即没有名义或以夫妻以外其他名义，这就与明确了其与事实重婚的界限；三是行为上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这就与一夜情、通奸等行为明显的区别开来了。第一个方面一目了然，不需多言。而就后两个方面而言，在不以夫妻名义进行同居的前提下，一个有配偶的人如何能与异性持续、稳定地共同饮食起居、进进出出，如何向外界解释他们的关系呢？如此，仅有的可能就是隐蔽、秘密地进行，尽量不让别人觉察到。目前来说，对同居的事实进行证明的证据无非以下四种：（1）有过错方，即与他人同居的配偶一方的自认。可实际生活中，有过错方对与人同居的事实进行自认的概率极低，那么这种证据最终被采信的情形也就极少了。（2）社会基础管理组织的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或邻居的证人证言。人口的快速流动性使得传统的乡土中国解体，同一小区之间的居住情况相当陌生，邻里之间漠不关心，使得这类证明的取得相对困难，证明力也相对减弱。（3）配偶一方与第三者的购房情况证明。然而，一个人要瞒住其配偶，以共同居住为目的购买商品房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法制社会，出于对隐私权和财产权的保护，要查明并以证据形式固定某人的购房情况，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是极为困难的。（4）通过跟踪、拍照、捉奸等方法掌握的一些证据和线索。但这类证据一方面与配偶方及第三者的隐私权存在冲突，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时间上的持续性，难以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最终难以被采信，即便被采信其证据的证明力也不强。

　　（四）离婚损害赔偿之义务主体过于限制

　　《婚姻法》第46条并没有明确规定承担离婚损害赔偿义务的主体的范围，即没有明确指出无过错方可以向谁提出赔偿请求，向谁行使其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婚姻法〉解释（一）》第29条所明确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仅无过错方的配偶，那么婚姻当事人以外的主体就不需要承担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主体过于限制，不利于规制那些婚姻当事人以外人，如破坏合法婚姻关系的第三者的行为。

　　（五）离婚损害赔偿之请求主体过于狭窄

　　根据《婚姻法》第46条以及《<婚姻法>解释一》、《<婚姻法>解释三》的规定，享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仅限于无过错配偶方。而《婚姻法》第46条的第（三）和第（四）两项即遭受家庭暴力和虐待、甚至被遗弃受害人不限于夫或妻，也应包括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因此，只将夫妻列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就过于狭窄了，家庭中的其他弱势群体的利益就难以提供充分保障和救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