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安全保障权的扩张与限制（6）
（一）消费者安全保障权对民事主体交往安全义务的超越
交往安全义务，是指开启或持续特定危险的人所应承担的，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必要的、具有期待可能性的防范措施，以保护第三人免受损害的义务。《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所规定的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法理基础，来源于德国法院从判例中发展起来的交往安全义务理论{11}。民事主体间交往安全义务建构起对消费者安全保障权的基础性法律保护体系，但义务保护模式并不足以完全保护消费者的安全保障权。尽管交往安全义务带有危险责任的因素，它终究属于过错责任的范围，至少原则上还属于过错责任的范畴{1}。我国安全保障义务倡导者也认为，为了平衡社会利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者应当承担过错责任{1}。权利保护模式下消费者安全保障权的实现往往不依赖于过错责任，即使生产经营者没有过错，生产经营者仍要对损害后果无条件承担相应责任。但不是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消费者自身有过错的可以减轻生产经营者赔偿责任，同时亦应考虑原因力规则，即对损害发生的参与度分配。
当代国家公权力为了保护消费者安全权益而对经济活动进行适度干预，确保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为基本循环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法律关系是一种以法律上的反对关系为主体的多元复合关系，不仅超越了义务本位时代的“权利-无权利”的赤裸裸身份等级；也不限于权利本位时代“权利-义务”对等，同时还包括了社会本位时代的“权利-无义务”的平衡协调{12}。有关消费者安全保障权的侵权行为法由过去的过错责任发展到目前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二元并立的局面，而在事关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的特殊侵权领域主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有关缺陷产品或服务判断标准的一般条款化趋势意味着消费者安全保障权保护范围得以扩张。
（二）消费者安全保障权属于经济法视野中的权利范畴
消费者安全保障权虽源于民事主体权利，但在消费法律关系中消费者安全保障权从以下三个方面超越了民事主体权利的界限：一是权利主体范围的超越。消费者安全保障权的权利主体是具有社会属性的消费者，如一般消费者与“弱势消费者”的区分{13}，而不是民法上抽象、平等的“人”。正如日本学者所说：国家在实现公共目的的场合，必须把应受保护或规制的私人（集团）作为特定的法律主体。为此，就必须用具有社会属性的具体的人的集团（劳动者、中小企业、消费者、同业竞争者等）来代替现代私法中抽象的“人”，以这种具体的人作为法律主体，构成保护这些法律主体的实在法{14}“三鹿奶粉”事件是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同时也是公共卫生与社会经济安全事件，对我国整个乳制品行业的损害和负面影响巨大。二是权利义务内容的超越。民事主体权利的本质在于意思自治和维护个体利益，强调权利义务的对等性。而消费者安全保障权却是国家公权力介入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内容具有强制性，消费者安全保障权表现出明显的扩张性，权利义务非对等性，国家公权力介入私法自治的特征。如国家法律、行政规章中有关食品质量国家安全标准的制定，政府农业、质监、工商、食品药品监督、卫生五部门分别依法对食品原材料、食品加工、流通、服务消费环节的质量监管都是对生产经营者施加的强制性义务，目的是保护消费者安全保障权。三是权利实现机制的超越。民事主体权利一旦遭到侵害，只能由直接利害关系权利人提起民事诉讼，非直接利害关系人不能起诉。正如美浓部达吉所言：“私法关系的制裁无强制力，权利者虽然可以对义务者发送制裁的通告，但若义务者不履行时，权利者得依民事诉讼请求制裁，权利者自身无权实施强制，这强制只有国家的权力才能执行，若单靠权利者本身的力量，除对方自动承认外，便没有科以制裁的方法。”{15}而消费者安全保障权的实现具有社会性，不仅体现在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消费合同关系中，也体现在政府与经营者之间的消费监管法律关系中，若侵害这种权利，不仅权利人自己可以主张权利，政府可以对违法经营者追究行政责任，建立违法经营者黑名单制度，媒体可以监督，非权利人（如社会团体、消费者个人等）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对生产经营者惩罚性赔偿法律责任的适用，对失职读职的政府监管机构负责人的问责制等。当今社会出现了许多保护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的法律，这些法律在修正私法，即对私法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一点与私法不同，并且和传统公法纯粹国家对私人的两面构造也不同，这些法律采取了公法与私法相结合的形式，人们一般称这些法律为“经济法”{16}经营者从事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市场交易行为，同时也损害了市场经营秩序，不单使这种行为产生私法上的损害赔偿，且进一步产生以国家权力对违法者处以公法上的制裁。由此可见，政府应该在消费者和商业组织之间扮演干预者的角色{17}，消费者安全保障权是经国家公权力对契约自由所产生的消费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强制性的重新调整，由原先的民事主体权利所演变出来的新的权利类型，是公权与私权的结合体，消费者安全保障权属于经济法的权利范畴。